第四章　农业文化的特征（二）

第四章　农业文化的特征（二）

二、静态文化的负效应   

　　任何事物都包含正反两面，静态社会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贡献，没有这种静态，人类永远也摆不脱愚昧蛮荒。但是当静态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就会走向反面，也会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有句话／“静如处女”。从性格特征来说，静是女性特征，整个农业文化建造的全过程，都是要把男性的刚烈之气为女性的温静所代替，也就是要把雄性雌性化。雄性是破坏静态的不稳定因素，不制服雄性就不．能守住静态。农业社会总是数管齐下，或从伦理道理说教、或从宗教诱导，或从权力干预对准男性进行人性再造。再造的目标就是用雌性意识代替人的雄性意识，使人变得雌性化，所以游牧社会是高扬雄性的社会；而农业社会是崇奉雌性的社会。倡导雌性意识，自然要贬抑阳刚之气。阳刚之气的一个重要心理特征是：对外界刺激能迅速地，强烈地做出情感反应，与情感反应常常相伴而来的是行为反应。要使人的情感反应钝化，就是要提倡忍让。能忍能让，对外界刺激都漠然置之，世事自不会有纷争。任何农业社会都提倡忍让，在中国，儒家学说中忍与让都被当作人的美德歌颂。汉班固《女诫》：“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俟。”这是教诲女性的，其实在农业社会，对男性也是这样要求，要把男性也培养成“卑弱下人”。《淮南子•道应训》：“是为人也，能为社稷忍羞”，顾炎武《常熟陈君墓志铭》：“与人和厚，能忍垢不争。”所有的宗教也都在培养这种雌性意识。耶稣是叫人忍的，耶稣说：“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凑上去。。”佛教也叫人忍。《百喻经，以梨打破头喻》：“昔有愚人，头上无毛，时有一人，以梨打头，乃至二三，悉皆伤破，时此愚人默然忍受，不知避去。”农业社会期求于男性的，就是要做这种愚人。在农业社会，无论是靠伦理道德的说教，还是靠宗教的诱导，几乎铺天盖地造成一种培训雌性意识的舆论氛围。社会舆论是一种不带权力色彩的强制力量，人生活在这种氛围中，就不能不受它的影响与调教，逼着你就范，若不能就范就会遭到“千夫指”的压力，在社会上就无立足之地。雌性意识人们不敢和不平之事抗争，更不敢和强暴对抗，客观上是支持了恶势力。

　　忍让只是善良人的品格，善良人的忍让就是对不公正现象和强暴势力的妥协和屈从，甚至是一种怂勇，致使一些邪恶势力横行霸道，蹂躏无辜。静态社会的静是以无数善良人民的惨痛牺牲为代价的。强暴遇不到抵抗力量，自然就不会引起冲突，不会发生破坏静态的对抗，历史也老得不到同旧轨迹挑战的冲力。一切农业社会在对社会成员的心理塑造上都把忍让作为中心内容。忍让在原始人的生命历程中也能找到根源。忍让是与生命中的抗争、进取相对立的。惟其有抗争进取，人类才得以绵延下来。当力量对比，靠抗争进取又无法达到占有的目标，需要退却忍让。忍让的目的则是为了积蓄力量以便更好地进取抗争，不如此，就有可能落得毁灭性的被占有的悲惨命运。生命的抗争、进取和占有有时也可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往直前。但这容易把能量消耗尽，一旦外力反扑过来，会落得一败涂地，所以要用忍让来对抗争进取进行节制。忍让就意味着退却和妥协，是发展生命必需的心理因素。但它始终处于辅助地位。到了农业社会，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颠倒，竟把忍让当作生命的目的，并且以忍让去销蚀生命中的进取、抗争。一下子把生命的活力箝制住了。生存环境中的任何凄惨遭遇都能接受，生存质量不管低劣到何种程度，只要呼吸不停止都可以苟且生存下去，农业文化就在这一点上把原始人数百万年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的生存经验给阉割了。

　　维持静态就得谨守旧的思维轨迹、行为轨迹和生活轨迹，这些轨迹就一次一次给人的心理投影形成心理范式，在什么情况下人该作怎样的行为选择，哪怕是一颦一笑的情感反应，都由范式规矩着，久而久之，人就成了范式的奴仆。人达到这个地步，静态的存在才有了根本的保证。因为静和保守是同义词，保守是一种精神状态，静是社会的外观状态，有了精神上的保守，才会有社会的静态。因此，在农业社会，总把最高荣誉付与保守，而标新立异却常受到舆论的指责，这种保守性被遵奉为一种美德，甚至成了人的修养目标，保守毫不带贬意，于是人们都以保守作准则来调控自己的言行。当保守渗人到人的骨髓中时，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排异心理，对异的气味特别敏感，有一点异象就会引发出排斥。当这种心理成为一种社会心态时，异象、新象就很难为自己的存在找到空间。人们会把它当作离经叛道的行为加以抵制、谴责。一切创新都会被扼杀在摇篮中，这是巩固静态社会的一道精神长城。中国历史上有两座长城，一座是物质长城，这是用来抵御外部侵略的，以保华夏和平、安宁；另一座是精神长城，是为了抵制各种精神异端的。正  因这样，保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心态特征，这种保守性从好的方面观察它能坚守中国的文化传统，它能同化异质文化，异质文化却无法同化它；它的负面是阻碍了历史的进步。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商殃变法获得成功外，大多数改革都流于失败，就因顽固的社会心态对改革给予了排斥。尽管今天中国已经和世界联结起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弊端已明显地映现出来，农业文化已处于世纪末，但千百年形成的保守心态还是农业文化最后的支柱。它运用各种形式想把农业文化维系在这片固定的土地上。惟其保守人就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也无法从别人身上观照自身的缺陷，即使看到了也不予承认，这种保守就会引人陷入自我膨胀中。一个民族如果自我膨胀成为一种普遍心态，那将是不可救药的。

　　静，有利于发展宗法血亲关系。一个发达的国家，人际之间可以形成各种联系，用蛛网密结形容也不为过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一种关系人就多一重联系，也多一种交往，也就多了一种表现人的潜力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就有不同的思路和行为方式，交往的形式越多，人际关系就越加变得复杂起来，进步起来。农业社会的生产力非常简单，人际关系也不那么复杂，最重要的是宗法血亲关系，同姓、同族、同宗，这种关系是保持封建统治制度的坚实基础。国是家的扩大，在家庭内的人际关系是严格遵守长幼之分的。这种联系也只有在静态下才能保持共存。一旦社会流动起来，人可以向五洲四海流动，这种关系就很容易断裂。宗法关系，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是越结越繁，越结越密，人的流动会带来物的流动，一旦流动，宗法制度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乡绅是宗法血亲制度的栋梁，乡绅又都是当地政治、生活中的中坚力量，依靠乡绅就能把一族的人笼络住。封建统治之所以稳固是因为中国社会靠宗法血亲制度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基础。这些人际网络就像用钢筋混凝土上浇筑的基础。西欧封建社会之所以被商业社会冲散，就是因为他的底层缺乏这一种网络。基层是松散的，他们只在贵族之中强调家族，强调血亲关系，贵族之外就不甚顾及了。而且他们的社会常发生动荡，在动势中，人的固定关系不容易形成，今天形成的关系在流动中很容易破散，破散了又得重新组合。而中国的农业社会是十分稳定，正是这种稳定使宗法血亲制度得到了枝蔓纠结的发展。血亲制度给人造成一种稳定感，农业社会的分散性使个体经常处在孤独与惶恐中，总觉得势单力薄，一旦把自己捆绑在血亲的网上就觉得有了依靠。所以他们很愿意把自己固定在这种网络上，为的是一旦遭遇不测也可有个照顾，他们利用修家谱、祭家祠强化它’，这种制度也能化解许多纠纷，在同族同姓之间一旦有了矛盾，家族中的长者就可以他的特殊身份出来说话，评断是非，即使评断不公，但碍于长辈的面子，也得忍气吞声接受。许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制极不健全，主要是公法，少有私法，大量的民事纠纷为什么没有形成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就因大量社会矛盾都在家族范围内消解了；没有扩散到社会上来小虽然这种消解常常不公正，沾光的还是有权势的或有地位的或是身份高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宗族间的忍让，使社会稳定下来。•特别是中国地域辽阔，没有这样一种国家权力机构的辅助形式，是很难控制分散的农村的。印度、埃及都是大国，虽然没有中国这样严密厚实的宗法血亲制度，但他们有宗教神职人员可以代替中国农村的长老。在农业社会，长老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不是依赖权力解决社会矛盾，而是依赖他特殊的声誉来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稳定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这种制度也使青年永远也抬不起头来。中国有句名谚：“嘴上没毛说话不牢”，这就很明显把任何信任转输给长者。而对青年则百般挑剔。青年人没有发言权，社会就不会有朝气。在宗法制度下的农村死气沉沉，就因年轻人没有地位。中国农业社会，庶民百姓间发生了纠纷，不是上法庭诉诸法律，而是乞求家庭的长者出面，长者据以讲话的准则都是祖先的遗训，人们无法违背这种遗训，违背了就是大逆不道，把人死死捆绑在祖宗遗训上，社会怎能迈开进步的步伐呢?家族中的长老能有这种权威，也是和统治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有长老出面解决发生  在社会方方面面的矛盾纠纷，其实是给封建统治者分忧代劳。长者处理好了，没有民怨、民冤，对国家的巩固自然有好处。长者处理不公，庶民百姓只怨恨长者，而不会迁怒封建当局。人们在谈到人治时，只注意到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忽视了家族中的人治。封建统治者将许多权，包括生杀予夺之权也下放到家族中的长者，这形成中国农业社会的特色。

　　在静态社会中能形成独特的家教、家风、家范。一句话，能形成社会细胞型的教化天地。在这小天地里，文化积累越深，对人的感染力越强。在这种天地里，自然是以社会主流意识为中轴，一点也不敢和这个中轴有背离。但是在一个家内，又有它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靠一代代承传下来的。家毕竟是一个狭小的天地，视野极其狭窄，、把从这个小天地里总结出来的人生哲理绝对化，当作普泛真理，这无疑对人的思维是致命的禁锢。再说，在家这个小天地内，任何教化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子孙后代在生活中有最大的安全系数，任何和社会主流意识有抵的思想棱角都要磨损掉，社会教育是为了培养公共思维，这个思维总是在社会主流意识许可的范围内跃动。家庭也在营造着家庭公共思维，这种思维也会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为后世继承下来，家庭公共思维是社会公共思维的浓缩，这两种人的创造性被压到不见天日的角落。

　　静，是靠权力来维护的，农业社会的民众之所以俯首贴耳地听命于权力，因为权力是保护静态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虽然权力会给他们带来不幸，但因能换得一个安静的生态环境，也就谅解了。庶民百姓的这种默认和谅解，对当权者成为滥用权力的鼓励。他们相信手中的权力是万能的，任意使用权力，以为权力可千秋万世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原来是适应保护静态生存环境的权力，现在成了给民众生存环境不断带来痛苦骚扰的罪魁祸首，使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静，意味着权力行使系统不会停止和中辍，也意味着权力的行使范围不会减弱。人的占有欲中包括着对权力的占有，当权力范围都在一种不可变更的静态时，要满足不断增长的权力欲望，只有加重权力的砝码，加重它的份量，这方面加重了，承受权力的民众自然就加大了痛苦的负荷量。当权力运用到极限时，静态社会就会出现爆炸。这种爆炸通常都是权力层内部矛盾的结果，旧的权力系统崩溃了，新的又建立起来，又会开始一轮新循环，画一个圆又绘一个圆，中国历史可以说是这种圆的叠积。

　　静，也使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定态化，富贵的总是富贵；贫贱的总是贫贱，皇亲国戚，文臣武将，豪门巨富，因为在静态中子孙就可续世，他们不仅垄断财富，也垄断知识，这些富贵人家在其初创时，也是人中的佼佼者，到了子孙后代，完全坐享其成，在静态中他们没有危机感，因此，那些纨绔子弟除了沉湎于狗马声色之中，别无所事，在这些人家，人的质量就呈现递减的趋势。而那些贫苦人家因为不拥有文化和知识，智力得不到开发，永远和愚昧不能脱钩，这样整个民族的质量都会下降，中国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下降，东汉、西晋、五代、南宋、南明、清末，这种下降都因外力入侵打破了这种静态，重新组合后，又有人才出来，人的智力又得到了砥砺。

　　静，可以使一个民族变得愚昧。事物在运动中可以重新排列组合甚至化合，出现新的第三物。而静态则是固定不变的，人在一个极其熟悉的环境里，自然会是孤陋寡闻，没有新的信息补充，外界不能传来新的刺激，思维便弹跳不起来，思维老化、钝化，造成人种的退化。在中国文化史上，训诂学最为辉煌，除了顺着别人的思路作些添枝加叶的铺陈外，再也创造不出新的东西。一个民族处在愚昧状态中不能自拔，这是莫大的悲哀。静态对时间的三个跨度不会引起人们过度重视，只有在动态中，前程才是不可逆料的，人们才会反思过去，正视现在，预料将来；人们才会对生活采取十分严肃的态度，才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才会勤奋努力，精益求精，为一个美好的明天打好基础，静态既然过去现在将来都划上等号，今天是昨天的再现，明天是今天翻版，对时间的任何一个段落都是同等的，这样人们对生活就会采取马马虎虎、敷衍塞责的态度，对生活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也就是混世的态度。

　　三、中国创造了最精美的农业文化

　　提到中国的农业文化，青年人都嗤之以鼻，给予鄙视，好像那只是散着腐朽气的一堆垃圾。殊不知在工业文化这个新的参照未出现之前，中国的农业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欧亚大陆，许多国家都有过农业社会，但并未建树起像中国这样精美的农业文化。

　　    文化之所以需要，是为了塑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归根到底是塑造人。要塑造人就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别的，就是社会需要。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需要，农业社会对人实行文化塑造的最主要内容，就是要磨损人从原始社会带来的生命的野性，要人变得服服帖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具备温良恭俭让的心理品格，确保社会的稳定态，但又不能使人完全变成懦夫，仍保留一些在非常时期能爆发出来的刚勇。中国在这方面是世界各个农业社会无与伦比的，在这方面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天才。几千年中，他们紧紧抓住塑造人这个轴心不变，编织出最为精美的伦理道德的精神罗网，在意识形态领域，它把伦理道德普遍化，使伦理道德渗透到各个社会学科中，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无论接触哪个学科，都有塑造人的内容，学科可以不同，而塑造人的文化内容的口径则是共同的，这是从共时性上说的，如果从历史性上讲，千代接一代，从不间断。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会提出新的需要，文化塑造也台增添新的内容，但那只是补充，而不是对前者的否定。这样，它的中心内容就以一贯之，通过一代一代的赓续、承传、遗传，于是就形成人的心理范式。为了实行文化塑造，中华民族天才地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结成一个链条，使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就铺在这个链条上，按着人的不同年纪、不同身份接受同样精神而不同形式的教诲，使人的一生都处在接受伦理道德教育的范围中，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什么时候人生命终结，什么时候才摆脱这种塑造。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把这种塑造和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们最大的利益追求就是当官。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房屋、土地、妻妾、侍从。当官的重要条件是是否接受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当官这个利益诱饵自然就吸引着人自觉接受这种塑造。中国封建社会正是利用这个利益杠杆促进了对人的成功塑造。   

　　儒家把人分做君子和小人两大类型，小人正是人的原生态，而君子则是农业社会的理想人格，几千年儒家呕心沥血对“君子”形象作了全方位的立体塑造，而对叫人则是全方位批判，在儒家学说中，论及“君子”与叫人的差异处非常多，《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为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子路》“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又，“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又《宪问》：“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还可举出一些来。孔子列举的割、人的种种劣迹，恰是人情人性的本原特征，它反映了生命的真实。儒家的君子形象恰是按农业社会需要设计出的理想人格，这是强行加鞠人身上去的。尽管这种君子形象在生活土地上并无实在基础，但经过千百年锲而不舍地强行灌输，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深层，完整的君子形象是一种空想，但君子的文化气质在中国人身上或多或少都能分离出一些。

　　几千年过去了，中华民族失去了生命的野性，变成黄牛的品格，植物的品格，而这种品格正是农业社会最为需要的，当个人的这种品格汇聚成社会品格时，封建专制制度就大大减少了社会心理障碍。社会需挤对封建专制心悦诚服的社会成员，社会成员也需要有与他的心理品．格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真是珠联璧合。这种局面唯独出现在中国的农业社会。在其它国家未曾有过，刘再复先生是我敬佩的学者，但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我是不敢苟同的，他在《传统与中国人》一书中说：“……道德有没有那么大的神通可以作为立国之本，却是必须究明清楚的。那些塑造中国文化形象的圣贤们当然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初始的选择，给中国的文化，中国人产生巨大的规范力，至今还在发生作用，我们说儒家那一套心性道德伦理规范，具有极大的空想性，乌托邦性，缺乏切切实实的实用性格。作为抽象的条文看待，似无懈可击，拿生活中实行则罅漏百出，积弊丛生。”刘先生还引用了《胡适文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中的一段话：“古代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只为要妄想凭空改造人，故主张正心诚意独善其身的办法，这种办法其实是没有办法。”这是无视中国历史事实的说法。它非常有实用性，一点不是妄想，不是没有办法，而是表现了中华民族优异才能的办法。他用一整套“心性道德伦理规范”确实把中华民族按着农业社会的需要改造了，而且改造得非常成功。中国人给封建社会做了几千年的良民百姓，就是最好的例证。

　　评定儒家道德塑造的得失，要看站在哪个视点上，儒家是为农业社会服务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只有站在农业社会的视点才能给予它公正的评价。如果站在今天工业社会的高地俯瞰，儒家千百年塑造成的黄牛与植物性格真是“罅漏百出，弊端丛生”，真需要加大挞伐，试想那些敦厚温顺的无争无怨无怒的老实人，能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中保住生存权吗?因此，今天应该根据工业社会的需要，创建与儒家相异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对中华民族进行新的文化塑造。因为要从新的零点做起，而把儒家在农业社会中的功绩都—笔抹黑，那是有欠公允的。可以抛掉它的那些具体内容，光是谈他对人实行文化靼造的方法在今天都还有借鉴价值。

　　中国封建社会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封建统治者并不把他们的统治完全借助于物质手段的镇压，而是营造社会成员的自控能力。他的全部力量都在征服社会成员的心。在这方面中国做得十分成功。宗教也是意识形态，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并不想借用神来对庶民施加影响，像西方封建社会统治借用神权来巩固皇权一样，中国的办法就是直接对人进行文化塑造。塑造的内容就是伦理道德，这种塑造是旷日持久的事，它只能追求长效，而不能追求短效，任何急功近利的念头都会中断这种塑造。中华民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韧性是惊人的。年复一年，代复一代，那真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一点一滴地来销蚀人生命的野性；也就是孔子鄙视的“小人”的特征。这中间有过马背民族的入侵，每次入侵，他们会用草原文化把农业民族磨损了的生命的野性再次复活，但由于中国农业文化具有高强度的同化力，当草原文化被同化之时，全貌族的塑造工程又会绵延下去。这种在悠悠岁月中的塑造工程就创造富中国人在心境中对封建社会所作所为的极大适应性和极大包容性。即使封建社会表现出那许多污秽，那许多丑恶，庶民百姓还能忍受下去，内心激不起多大的波涛，对最高统治者表现出罕见的宽容。统治者呵以不宽容庶民百姓，而庶民百姓却能宽容统治者。在中国作为用文掌符号表现的意识形态一般都不是有高深思辨，洋洋洒洒的巨著，它的生干部分都是一些表现上互不相联的语录，这对思维简单的农民来说，是非常容易接受。一条语录千遍万遍地重复，自然会在人心叶上留下躁重的投影。而且一条语录就会形成一种心理范式，这种范式日积月累，重重叠叠，外界信息经过范式处理，都会得到符合语录的结论。譬如“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其为人也孝鹅，而好犯上者，鲜矣!”……太多了，简直不胜枚举。这些语录建构成的范式就构成人的道德自控能力。因为它包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矗何人的社会行为就超不出社会正常行为规范。许多时候，在许多事情上，用不着统治者费心调教，庶民百姓会自动控制，这是中国农业文靶奎为成功之处。农业文化单一性特征也使得儒学从未发生过中断，  一代一代智慧都在为儒学添枝加叶，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儒学，越积越精，越积越博大，越积分量也越重，那就像泰山压顶般沉重，谁也别想把它轻易抛弃。这期间，虽然有印度佛学传进来，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都与儒学合流，像儒道合流一样，都为儒学服务了，这样更加重了对人的文化塑造的重量。  

　　    适应农业需要，经儒家倡导，在中华民族中，还培养成中庸思维方法。事物的冲突，常常产生于对立的两极。要保持农业社会的静态，尽量要避免冲突。中国人的天才处，他从思维方法这个根本问题上来消除冲突，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也发现了中庸在农业社会的重要功能，但因西方世界有草原文化这支强劲的力量和农业文化抗衡，它一直停留在学术范围内，并未扩大到社会生活中，成为庶民百姓的思想方法。滥觞于原始初民并经游牧民族发展了的两极对立就成了西方人的主导思维方法。儒家是把中庸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来认识的。在《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话是说：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称为“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常理，称为“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贯通天下的原则。达到中和境地，天地便各在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中和”就是“中庸”，不偏不倚，既不过分也不要不及，一切事情都不要绝对化，都不要发展到极致，发展到极致就会发生冲突，冲突对农业社会的静态是致命性的。儒家的纲常伦理和政治哲学在处理人的关系上，对双方都有要求，而不偏于一方。譬如他提倡对君主要忠，但他对君主也有要求。《中庸》中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儒家不光是给臣子和庶民订立道德规范，给君主也订立道德规范，双方都用道制约自己，君与臣、君与庶民、君与诸侯、君与百工的关系，才能达到中庸状态，表现为一个“和”字，和能融解掉一切冲突。君主修养自己就能掌握住“道”，尊重贤人就不会迷惑；亲爱亲族，父辈兄弟就不会抱怨；尊敬大臣，处事就不会糊涂；体谅小臣，士人回报的礼仪就隆重；爱护平民，百姓就努力；召集到百种工匠，财富货物就充足；安抚边远的来客，境外四方百姓就来归顺；使诸侯信服，天下就都敬畏了。这里列举了多少社会关系，每种关系只要巧安排到中庸境地，事情就会出现彼此都称心如意的局面。至于一般人，能达到中庸境地会出甲怎样的情况呢? 《中庸》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人而不自得焉。”这段话是说：君子安于现在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不企求地位以外的名利，现在处于富贵，就做富贵人应做的事；现在处于贫贱，就做贫贱人应该做的事；现在处在夷狄地区，就做在夷狄地区可以办到的事。君子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没有不是悠然自得的。《中庸》又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处在上位，不欺凌在下位的人，处在下位，不高攀在上位的人。只是端正自己却不去责备别人，这样便无怨心，上不抱怨天，下不抱怨人。儒家强调中庸正是要造就无怨、无怒、无争，随遇而安，在各种环境包括逆境中都能悠悠自得的社会心态。庶民百姓保持这种心态，这就永远给统治者构不成威胁，出了事，都从自身找原因，统治者就会卸去一切责任，正是中庸这种思想方法，才加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性。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这是说：君子做到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因为隋子做到中庸，所以君子时时恰如其分；因为小人违反中庸，所以小人：肆无忌惮。孔子鄙视的小人正是有血有肉的保持着原生态的人，也就是未曾被文化塑造过保持着生命野性的人，按人的本性是爱走极端的，只有到极端，事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暴露，才能使人得到最深切的体验鞠认识。纵观人类思想史，总是从一个片面推向另一个片面，没有片面就没有真理，真理只有在片面的位置才能显出光华。如果事物在“中”的位置停下来，永远也揭示不出它的义理。当然事物并不是顺着中庸之道运动，儒家要人用中庸的方法去认识事物，儒家的重点不是在对自然的认识，它的重点是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把中庸引入这个领域，当然就因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会表现出一定的真理性。其实若从整个宇宙现象来观察，中庸并非客观事物的“大本”。用中庸来塑造人，是对人的本性的扭曲，是非善恶、喜怒哀乐都在中和状态中销蚀尽鲜明的色彩，人就会变成是非不分，善恶不辨、浑浑噩噩的庸人，到了后来，这种人不是屈服于真理，是屈服于权势。但是就中国农业社会最高追求和确借中庸这种思维方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再出现并表现为常态，这不能不说是儒家文化塑造的巨大功绩。和为贵，只有和才避免冲突、避免斗争，不管这种和是什么状态，只要平平和和，对家庭对国家都是幸事。中国家庭最高追求是和睦，社会的最高追求是和平，求得和平与和睦的办法就是用和亦即用中庸的手段处理一切社会事物。“物极必反”，这是一条普遍性的真理。这个极，就是超过了事物质的临界线，超过了这个界线，就要发生质变，用中庸方法，就会克制事物向质的临界线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能保持数千年不变和这种文化塑造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中国农业社会文化中，除了伦理道德文化，政治文化也是大放异彩的。要保持宝塔式的封建等级政治制度，没有精美的政治文化，是很难正常运作的，运作中就很难避免发生大的梗阻。中国制度层面的文化建设确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天才。一提到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和独裁就偏面地理解为皇帝一人专断。中国的封建专制是由一整套相生相克、互助互动的具体制度组成了一个有机系统。如果不从系统去着眼中国的封建专制，那就无法解释独裁专制制度会延续几千年。中国有非常完善的官吏制度，中国的封建独裁是庞大官僚系统基础上的独裁，说得确切些，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群体的专制，这样就大大减少了纯个人独裁的随意性和盲动性，避免许许多多失误。如果不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和中央、地方的官吏制度结合起来认识，就容易得出偏颇的结论。为了保证官的质量，中国又有非常科学的选官制度。中国政治文化把选贤举能一直当作一个重要内容，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吸收到官吏行列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天下精英，是中华民族的佼佼者，这形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人的素质高，就能使政治多争点清明。中国的教育制度又是为中国的选官制度服务的，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是为当官为宦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对儒学学得好的就能金榜题名，荣列朝班，这样环环相扣，就使中国的政治文化成了世界上最为博大精深的体系。这是中华畏族智慧的结晶，中国的政治文化还应该说是历史文化，它总是把人的注意力引向历史的昨天，在家庭念念不忘的是祖先的遗范；在朝堂，引以为训的是历朝历代，列祖列宗的业绩，明天是个未知数，而昨天是已知数，把人的视线定点在昨天，以昨天为师，以昨天为楷模，这样人就会循规蹈矩，按着昔日的轨迹运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初名《通志》，司马光在讲到他写这部书的动机时，说：“止欲叙国家的兴衰，著生民之休藏，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诫。”《资治通鉴序》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历史都是按儒家的尺度来裁定的，那些历史事件、历史得失、历史人物的得失都是在儒家的价值只度之下认真审定过的，何者削，何者增，何者褒，何者贬，何者隐，何者矍，其中都渗透了儒家的历史观。读历史就是接受儒学的观点，历史不是空洞的说教，那是充满了活生生的形象事实，这样容易使人接受，就会在人的心理深层留下很深的投影，这种投影久而久之，自会对人的行为选择起导航作用。中国的历史都是以帝王将相为轴心，历史就是写满弛们作参照的。中国的官吏对当今皇帝的作为不敢多说不是，但通阻对历史明君昏君的评断来影响当今皇帝，司马光对此，真是费了心机，他在《资治通鉴》中就批评了汉武帝和唐明皇，他写道：“孝武穷奢极陶虹繁刑重敛，内侈宫事，外事四夷，信惑神经，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  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明皇恃其丞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英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评汉武，论明皇，都是给当今皇帝看的，这对皇帝不能不有警戒作用。皇帝在历史中能找到经验教训，文臣武将从臣子的角度也能从历史中观照，校正自己的生活道路。那满门抄斩的惨剧，身首异处的可怖相，构成血淋淋的景观，这对炙手可热的政治野心不能不是一付降温剂。当然，利令智昏、重蹈复辙的人有的是，但是对理智尚存的人自会形成一种制约，使他们在伴君如伴虎的严峻的形势下，保住身家性命安全。总之，历史是中国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参照，历史就是一个思想框架，从皇帝到庶民百姓的百科全书或行为规范，时间使历史不停地发生位移，但这个框架和规范不变，历史的位移，只不过是框架和规范的延伸，历史的时间进展越长，对人的制约越重，几千年后，就不是人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塑造人，这是最有成效的一种塑造。

　　中国封建社会另一个天才的表现是他把国与家庭巧妙地结合起来。西方封建社会的根基所以不牢实，就因它缺乏结实的细胞组织。中国的家，形成最有活力最有实力的细胞组织。家是小国，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三纲五常把家与国有机地组成一个大系统。家是分散的，但宗法血亲、姻亲关系，又把家与家结成一个网络，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在这个网络上，并且和这个网络交融在一起，气息相通。国实行的君主制，家实行的家长制。在国中，君是臣纲；在家中，父是子纲，夫是妻之纲。君、父、夫形成三个专制阶梯，在家中就是专制氛围，人从蒙童开始，就受专制氛围熏陶，就不知道自由为何物，当人在进入社会前，对专制已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成自然，在家中养成了接受父亲专制的习惯，到社会上依样画葫芦，很容易接受君主的专制；国靠家维持，家靠国保护。国与家的利益是紧紧相连的。’保家卫国这个口号，很容易为人所接受。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外族入侵时，忠君报国就成了社会的主导意识；卖国求荣则受到人民的唾弃，岳母刺字成为人们最爱听的故事，而秦桧则成了卖国的同义词。

　　中国封建社会曾是很有包容性的，因为他对自己文化的同化力有充分的自信；他对异质文化并不总是排斥的，他几乎是敞开思想的门扉尽情地纳。唯其能纳，它就建成了历史上最丰富、最多彩的农业文化。当时，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历史最悠久，而雅利安游牧民族就在欧亚大陆上驰骋，他们把那里的文化带到中原是不足为奇的。炎帝和黄帝都是从西域进人中原的，他们带去西部亚洲的文化也是不足为奇的。黄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这个属于雅利安部落的人是把许多西部亚洲的文化信息带到了中原，这一次“纳”对以文化开发中原这块沃土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再提起此事，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这以后，中原有吐也有纳，周穆王西巡，带来了塞种人的文化，这以后又带来了骑马文化。张骞出使西域后，开辟出丝绸之路，中原的吐和纳更达到新的高度，从这条路上传进中原的有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罗马文化……中国总是以恢恢大度来吸收，很少表示排斥。就以宗教来说，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都在中国自由建．设寺庙，自由传教。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他们有高度的自信，“纳”的容量更大，音乐、舞蹈、戏剧，甚至服饰文化、饮食文化都开怀接纳。正因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的优质有高度自信，因此对异质文化就能大剂量的吞纳，这样就把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智慧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他们一点不怕洋，因为相信经过自己文化的再造，洋可以为中用。正因为能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中国文化就显出耀眼的光芒。世界上自从有了工业文化这个参照后，中国农业文化对比之下，显出了落后性。鸦片战争以后，历次较量，屡屡败于西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了信心，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存，怀着畏惧的心情射异质文化才有了排斥性，才把传统搬出来做挡箭牌，反映了一种弱者的可怜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