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农业文化的特征（一）

第四章　农业文化的特征（一）

　　一、农业文化的静态效应

　　    农业文化虽然从原始采集文化演变出来，但农业文化一旦成型，它就显示出和原始文化格格不入的。品格。因此贯穿农业文化的全过程都在于改造原始文化的精粹。从表面上看它是改造了原始文化，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从猿人算起，300多万年的原始文化浸入到人的骨髓中，那是千百年间清除不了的。农业生产使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使千万年人的动态生活变为静态生活，定居不游动，于是就得创造新的生存方式，评价农业文化不能因为它失去了动势就贬低它。这种静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最早的私有财产就是土地。大地原来属于一切动物，是一切动物赖以生存的场合。后来因为人从采集发展到能种作物，这是人类一个伟大的进步。起初，种植也是游动的，今年在这儿种，明年在那儿种，后来懂得了肥地，提高地力，于是人才在土地上定居下来。定居就结束了生活的动势，创造了一种定态生活,这个定态、这种静是人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结果。起先土地属氏族公社所有，到后来土地渐渐属于个人，土地有了私人的印记，大地上听到了一种声音：“这块地是我的!”这时人和土地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生长出一种非常亲密的感情，人们会像服侍长辈和抚养儿女一样来服务于土地。人对土地投入得越多，越有感情，因此土地就把人好动的心胶着了。人开始摸索在静态中求生存。在静态中生存是人类的一大进步，是对原始人动态生存方式的一个反动，一个提高。人类不仅能在游动中生存，固定在土地上同样能生存。这表明人类造就出新的适应自然的能力。

　　    人类的生存质量如何，要看人对生存环境的改造达到什么程度。而改造的力量又决定于人的质，也就是人的文化含量。文化是积累起来的。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这种积累就很容易发生断裂。因为在荒古，没有文字记录，人就是信息的载体，这个载体吸收什么样的信息，如何储存这种信息都要看人所处的生存环境，环境不变更，人吸收信息才有它的定向性。定向吸收信息，才能使信息积累厚度。当人吸收的某一方面的信息有了一定的厚度，它就能改善人的质，提高人的本领。譬如务农就要下好种，农民都盼望在这方面得到信息，只要他务农的环境不变，对下种经验的渴求就不会淡化，是自身渴求的信息就不同于平常的道听途说。那无意吹到耳边的信息有时会像秋风过耳，在人的心叶上留不下什么痕迹，有的时候，也会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但时间一长，便也从记忆中消失。人对定向渴求的信息都会仔细咀嚼、消化，然后一桩桩一件件变为自己的知识。技能储存起来，这种储存自然就改善了人的质，这种储存就是人的文化含量。游牧民族在运动中，会遇到许多新的信息，因为不是他定向渴求的，便都是过眼云烟，感官短暂接触之后便也消逝，不能构成心理储存，也就不能转化成提高人的质的文化含量。

　　    游牧民族在运动中，只要蓄积饱满充盈的力，就能应付一切，他们追求的只是水草丰茂之地。水草丰茂是现成的自然资源，只看你是否能寻到它，寻到与寻不到，偶然性很大，因此并不需要人发挥多大的主观能动性。它不需要去改造生存环境，因此对改善人的质量就没有多大的紧迫性。农业民族就不同，他的生活空间是定格定位的。他的生活质量如何，全看他在改造这个空间上付出多大的主观努力。譬如垦荒、铺路、修桥、积肥、锄草、平地、铲除荆棘、焚烧灌木丛，劳动的内容和数量都大大增加，这每一项都包含着技术和知识。当人在这方面下功夫的时候，自然就在开发人的心智，就在对人进行文化塑造。人必须由自然人向文化人转型，人才能获得新质。

　　    农业民族和自然的关系，已经不是适应不适应的关系，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生命对自然只有消极的适应，就是达尔文说的“适者生存”。生命的最大努力全在求适,求适的办法就是完全从自身着眼，改变自身的生理器官和生存习性。当大地上有了农民时，人不仅仅具有自然人的品格，也有了文化人的气质。自然人和文化人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自然人只能被动地力求适应自然；文化人则要改造自然，要自然适应人。这是—个伟大的转变。这是人的质的转变，人具有了这个新质，才在自然面前显示出人的威力。人的这个变化只有在农业静态环境中才能发生。同是洪水故事，流传在闪含游牧民族和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中的洪水故事，就不同。在闪含游牧民族的洪水神话中人是无能为力的，或者坐方舟逃跑或者被洪水淹死。而发生在中国农业民族中的洪水故事却是人来治水，其代表人物是共工、鲧、禹。最早的治水英雄是共工。《左传》昭十七年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他是以水(共水  洪水•)为姓的。《左传》文十八年杜注就说：“共氏出于此，本曰洪。”《姓纂》也说：“共工氏之后，本姓共氏，后改为洪氏。”可见共工是生活在共水流域专治水患的原始水利专家。《竹书纪年》：“帝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后汉书•张衡传》：”共工理水。”据杨国宜先生(共工史实探源) 《文史》第三辑直％3年说：“共工决不是某一个人的名字或某一时期的官名，很可能是  —个古老的氏族。”一个人也好，一个官名也好，一个氏族也好，但都说明，那时的华夏族，已经以文化人的姿态向洪水开战了。萧兵先生《中国文化的精英太阳神话比较研究》中说：“《史记•律书》中说：颛顼以‘共工之阵’来平水害，从‘阵’字来看，这是一种具有相当规模和规划的水利工程，当然也有一定的疏浚导引，但主要还是堵截。”共工治水的办法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据萧兵先生解释，“共工氏治水”主要是考虑本地区、本部落的情况和利益，堕了高堙庳，救了己，坑害了他人，以邻为壑，这就必然要引起部落间的纷争，这就要大禹出来建立更广泛的部落联盟，召集加盟酋长研究治水方略的会议，加强规划，团结协作，在整个中原，整个中下游地区开展治理洪水，改造国土的运动。(见前书)。后来，尧又命鲧治、鲧像普罗米修斯偷来天上的火种，他偷来天上的“息壤”来堙止洪水，九年未治平，被舜杀死在羽山。到了禹，禹接受了共工和鲧单纯用堵的教训，疏导和填堵并用，十三年时间，终于消除了水患；成为夏朝的始祖。这不能当作一般的神话故事看，共工鲧禹论水这正表现了华夏民族由自然人向文化人成长的过程，由单纯求适向改造自然转型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唯一能说明这一转型的神话故事。

　　    人的质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实践质的变化，社会实践不再是无目的地瞎撞瞎闯，而变得更有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因为有文化内含，就有了更大的准确性，这就减少了人的无用功；也就强化了人在改造自然的力度，增大了改造的效益。在过去几百万年中，人类在地球上游荡，原始自然的面目始终未能变化，始终是一片蛮荒，现在固定土地上定居下来，在改造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就在改造着原始自然的蛮荒。创造人工自然；是人类塑造地球的伟大工程。这个时候，人才有了真实意义的社会实践。才有了真实意义的劳动，锦秀的田野被剪裁出来；各种经济林被培植起来；各种家禽家畜被驯化、饲养出来；巍峨的宫殿；寺庙、学校被建造起来；内容丰富的城市被营建起来。……欧洲原来是大片大片的森林，靠着农民辛勤的劳动，出现大片的良田。在静态环境下，人的劳动都以物化形式留在大地上，大地负载的不仅是自然物质，而且增加了大量人工造就的物质，布匹、油料、丝绸、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08、骨器、陶器、瓷器、木器……自然物质是定型的；而人工物质则能不断出现新品种、新款式、新花样…•人的生存环境改善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世界变得美丽了，生存的意义大大丰富了，生活不再纯粹是痛苦的折磨，许多时候还是一种享受。在改变生存空间这个问题上，农业社会要比牧业社会优越得多。现在到新疆农区和牧区作个比较：一眼就能看出两者的区别。在农区，随时可以看见人工自然的倩影，而在牧民居住过的地方，千百年过去了，自然的容颜没有任何变化。牧民就是一种过客，他来了，又走了，年年如此，他不栽一棵树，不种一根草，如果人类没有定居的农业社会，没有农业社会的静态，原始自然的蛮荒永远清除不了。从原始自然转化成人工自然，人的生存环境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原始自然中，人置身在蛮荒氛围中。人无法进行自我关照，对人自身的主观能动力量很难认识到，他能感受到的是发自血肉之躯的体力，而对于心智则无由认识，因此人的兴趣老是聚集在体力上看不见必智的作用。体力是有跟的，而心智是无穷的，抛弃无穷而追逐有限，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偏颇。人得不到全面开发，人的潜能老是外化、物化不出来，这是人的最大的浪费。正是农业社会，使人的体力和心智都得到全面的开发。游牧民族的历史功绩都在军事方面，都是武功；而农业社会的文明是全方位的、是立体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包罗万象。农业社会才给人营造出文化氛围，人的生存环境就是文化环境，这个环境本身对人就是—种文化陶冶，它一点一点抹去人心头的蛮荒。在蛮荒的氛围中，文明的嫩芽很容易被摧残；只有在文化氛围中人才能容易接受文明的改造。所以自从人类分为农区和牧区后，人类就有了两种生存环境，一种原始自然的蛮荒环境；一种是人工自然的文化环境。因为人不停地把智慧物化出来，因此生存环境中的文化含量也越多，也越浓密，对人的感染也就越深。牧业民族  可以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而在文化上老是被同化，原因就在此。

　　 静了才能加深对社会和对自然的认识。这种认识需要有个探索过程，这种探索常常要好多人在好多年代里摸索，要经历多少失败的痛苦，前人探索后人总结，再探索再总结，直至取得成果。因为在探索中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两者都是宝贵的财富，有这两者存在，才能肯定一些实践，否定一些实践，这样才能提高实践的效益。经验和教训只有在相对稳定的静态中才不至于失散和遗漏，经验使人增加自信，失败能使人变得聪明。因此，在静态环境中，内容丰富的实践可以改善人本身。一个没有反思能力的人永远不能进步，一个民族也如此。反思就是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进行审视。原始居民最初都是浑浑噩噩过日子，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不再召唤回来。人处在动势，光是眼前的新事、新物、新景都应接不暇，哪有余闲去缅怀往事：o人在农业社会则不同，因为生存空间是固定的，一切都是旧时模样，不容易给人造成新的刺激，倒是往事非常丰富，人爱到往事中去游历，一遍一遍，对那些有趣的以及和今天的实践有联系的往事一遍又一遍挑出来过目。这就是人心理活动中的回忆。回忆的目的；是重温昔日的好梦，寻找能抚慰人心灵的乐趣。往事在发生的当时是匆匆闪过，而且是一个片断，又一个片断。在回忆中，每个片断都可联缀起来，变得有头有尾，而且有了情节。这样就显示出一种魅力；开头被挑进回忆的都是个人的“出五关斩六将”，而不是“败走麦城”。这种回忆就是自我观赏，自我肯定，可以鼓起人的求生勇气和信心。因为是在静态中回忆，就可消消停停，每个细节都不会放松。回忆的次数多了，从往事中突然悟出了新的东西。真是“温故而知新”，这些新东西成了人的新的生活经验。人们有了这个发现以后。回忆就上升为反思。回忆和反思的不同处在于：回忆仅仅是重温旧事，反思是检查评断旧事，是要从旧事中发现往日没有进入的意义层面。回忆只爱势晦事，反思就要把荣辱、成败、兴衰两个方面的旧事都纳入审检之列。回忆只借想象来再现，反思则靠人的理性思维。自从人有了反思能力，生活再不会是白白流逝，靠着反思，往事成了提炼生活哲学的原材料。反思起初是个人的旧事，后来渐渐扩大为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旧事。反思的面越大，提炼出的精品越丰富，于是各种人文科学、各种技术科学都诞生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变富裕了。

　　静可使各种制度日趋规范化、合理化。要保证一个社会正常运行，不至于濒临危机，产生内部冲突，一定要有保证社会在安全原则下运行的制度。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这些制度在游动中很难保持恒稳态，经常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动，而且又不能补充修正。在静态中就不同，一种制度很容易稳定下来，而且可以不断地丰富、补充，使它更有操作性，更有实用性。制度是文化的结晶，社会秩序是靠各种制度的配合运作，制度就是一种行为规范，一种行为导向，有制度存在的地方，就是原始自由丧失的地方。制度也表现了一种社会意志，一般说，社会意志是社会的共同愿望，社会意志中包含了统治者的意志，满足这部分意志的制度对庶民百姓来说常常是一种压抑。一个社会要正常运作就不能没有制度。中国的礼也是一种行为规范，自然是千种制度。农业社会强调的是群体，因为宝塔式政权统治体系的对象物只能是群体，它的指挥棒是对着群体舞的，在统治者眼中，只看见板块状的群体，看不见砂粒状的个人。强调群众就要强调制度，制度的目的是用统一的规范取得行为的齐一。只要行为齐一，不带个性色彩，个体也就融人群体了。群体只要用制度约束住就好控制。个体千差万别，实难对付。现在用制度化解了它的差别，都归于齐一，个性特征就不存在了。中国的儒家是最了解农业社会的需要的，他们在为建立健全制度方面，确实表现了异常的天才。儒家不尚空谈，尚务实。他们的学说都化为制度，学说制度化，这才真正显示了学说的威力。在古代，中国是制度最健全的国家，从国到家，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在不同层面上结成密度很大的网络。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主要不是靠暴力镇压而是靠这个网络维持的。制度越完善，对人的约束力就越大，这些制度的长期存在，就内化于人的内心，形成自控系统。当各种制度密布于心时，人的自我主宰力量便完全丧失了，人的言行都以制度为指归。这种制度是反映了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用不着当局运用权力驱使，内化的制度自会对人的行为发出指令，人成了制度的奴隶，而且是自觉的奴隶，一项制度一道金箍，制度越完善，金箍的分量越重，到了后来，人们不胜重负的时候，原始的阳刚精神就被扼杀殆尽，而阴柔占居霸主地位，这时人性就会被歪曲。

　　反映农业社会需要的中国封建制度是最为完善精美的，因为千百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心血全部贡献在这上面，从理论到实践，从整体到部分，从正面到反面，都远虑深计，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因此足可应付各种变动。中国从古就有朴素的辩证法阴阳学说当他订定甲制度时，必有乙制度来限制它的范围，使它不至于绝对化i•温良恭俭让这种农业社会的风情也在制度上表现出来，非常适合农业民族的心态，很容易为人所接受，这样更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静态有助于积累生存经验，使文化塑造功能不至于发生断裂。每一代人如果都要从零做起，历史就难以有长足进步。这一代必须在前一代遗留的基础上再继续前进。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种条件就是历史的遗留。历史越向前，这种遗留越丰富。要是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前代人的文化遗留都会抛失，这样会使历史倒退到原点上。所谓历史的断裂，主要是指人的断裂。原始初民到游牧民族很少有文字记载，他们的生存斗争经验都由人保存着，人在，生存经验在，人亡，生存经验亡。原始初民和游牧民族处在动态中，常遇到凶险、部落冲突、常常是尸骨遍野，一批人死去，也会把珍贵的生存斗争经验带去。

　　在静态的农业社会，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在承传生存斗争经验上，人与人就可结成特殊的关系——师徒关系。这种关系遍布在农业社会的一切领域。这样一种关系，就保证承传生存斗争经验不至于发生断裂，师徒关系表现为传和承的两方面，作为师傅，传的时候，自然要对自己的经验和技术认真反思，尽量变得系统，传的过程也就是丰富补充的过程，往。日凭着经验操作，现在要向别人传授了，就得尽量使它完美。承受的一方，在他掌握了师傅的老经验后，他也不满足于此，总想推陈出新，这样就使生存斗争经验能够有新的内容充实进去，虽然这种充实在农业社会极其缓慢，但毕竟在进行着。因为农业社会的静态，才有了在更高层面上表现师徒关系的学校和封建行会组织，这就把传授先人经验的工作有了更结实的保证。而这在游牧社会的动势中，是不可能存在的。静，把人的注意力收拢在生产技术上。人在动的过程中，没有固定的目标可资攻研，人们的注意力有相当大的随机性，遇到什么对付什么。现在固定下来，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由农业生产技术再扩散开来发展到手工业技术；这个注意力的集中，使原始人的力转化成技术形态，由人耕变为畜耕，由木器变为铁器，与放牧技术相比，农耕技术的进步要大得多。因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尽管缓慢得几百年看不出一点变化痕迹，但还是在前进着。游牧民族有太多的断裂，太多的失散。游牧民族的断裂常常是本属于这个民族的部落，由于力量较量的结果变为另一个民族的部落，譬如成吉思汗时，克烈、乃蛮这些大的游牧民族都属于蒙古民族的部落，但是几经转变现在又成了哈萨克的部落，这就把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抛弃掉。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汉族在军事上失利，但它的文化土壤太深厚，无法造成大的断裂。每一次在文化上他总是优胜者。当然断裂在历史上有着巨大的作用，当一个社会完全失掉发展的冲动后，有时断裂会对沉重的历史负担造成一次大的解脱。罗马帝国到了公元五世纪，农业文化已经成了进步的严重障碍，游牧民族的践踏为西欧的发展作了最好的冲刺。中国有几次断裂，但未能切断传统文化网络，所以历史  的包袱就未曾卸掉。

　　青铜、铁、陶器都是在农耕地带发明的。因为这种发明都有个由盲目到自觉的过程，在无限多的偶然中探索出一种必然，是非常难的，何况当时原始人既无理论指导又无经验可资借鉴，这是一个痛苦而又艰难的探索过程。这不是一代人所能办到的，这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前代人的经验必须靠下一代承传，这就有个条件：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因为这种探索必须有特殊的劳作对象，像铜器必须要有铜矿，还得有冶炼场地。造陶器要有陶土，还要有烧陶的窑，这些地点都必须固定的。而农业生产就是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而且它能给定居的人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铜、青铜、铁、陶器才得以创造出来。人的生存质量要提高，生存环境要改善，关键在提高生存技艺。技艺只能在不间断的实践中成熟起来。那时又没有专门培训人的生存技能的学校，社会上又无自觉的提倡，几代人摸索积累起来的经验由于意外的原因很容易失传，失传了，人们又得从头积累。农业社会，因为有安静的环境，人们能用心练出技术。

　　手工业的出现使社会分工出现了一批依靠生存技艺谋生的人。这些人依附的还是体力，但已有智力参加进来，这是人类社会出现的又一批新的社会角色。由于这些角色的出现，社会生活的内容就变得丰富起来。手工业者的伟大处就在于他能无中生有，他可以在乎地上建造起一座宫殿，几张羊皮，能造出漂亮的裘革。因为社会的稳定态，手工业工人一代一代把他们的智慧全部用在一个对象物身上。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说的是人的精神气质，用在技术探索上同样是适用的，多少代人用心于一物，肯定会出现奇迹。今天欣赏古代的青铜器皿和陶器，人们不能不赞服古人的高超技艺，有许多简直美奂美仑，就是今人看来，都会发生自愧不如的惊叹叹。这是人类定居以后带来的巨大成果。有了手工业队伍，人才对原始自然进行有规模的改造，人工自然才得显出颜目。

　　静，必须是在祖先经验轨迹上重复，而农业生产年年都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人只要严格按祖先经验不违农时地运作，总能得到收获，老经验都是千次百次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是百发百中的，靠老经验生活，无忧无虑，生活可以过得很轻巧。中国农业社会特别强调对祖先经验的继承，现代人常用保守二字来讥笑这种传统，他们根本不了解产生这种传统的历史背景。因为农业社会是依靠前人经验而不是靠当代人的创新来维持的。前人的经验是数万年中积累起来的，无比的丰富深厚，而当代人的创新是微乎其微的。  

　　人类文化史上，文字的出现是破天荒的大事。人类最先有了语言，文字是后出的。语言可以在人的流动中形成，而文字则必须在相对稳定的静态环境中才能出现。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和发现的全部文字都是农业区创造的，游牧民族只有进入农区和农民混合后才会在创造文字上做出贡献。迄今为止，已经解读的最古字母是比布鲁斯字母，又称腓尼基字母。公元前2000年代初，闪米特游牧民族的一支腓尼基人到达地中海东岸，即今的黎巴嫩、叙利亚一带，和当地农业土著混合，结束了流动生活，建立了许多城邦，像乌加里特、俾布罗斯、西顿、推罗，就在这些城市，创造了腓尼基文字。雅利安游牧民族和印度土著混合后创制了印度古代书面语梵文，由最初的婆罗米字母，经过长期演变，在七世纪形成天城体梵文字母，沿用至今。拉丁美洲的玛雅民族原是从亚洲迁徙过去的蒙古利亚游牧民族，长期过着游动生活，后来定居下来务农，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于是就创制了玛雅文字。埃及文字产生于公元前5000多年第一王朝时期，当时含米特游牧民族和尼罗河土著民族混合成埃及人，有了相对的静态环境，就创制了文字。希腊人把埃及古文字称为圣书体，这种古文字被人们遗忘了一千多年。1799年，在埃及罗塞塔地方发现一块纪念碑，古文字又重见天日。经过长期钻研，到19世纪、20年代，这个古文字终于释读成功。中国文字也是从西域来的炎黄游牧部落和华夏土著民族混合产生的。中国人把这个功劳归于黄帝，具体就是在  黄帝时当史官的“仓颉”。不论这是否可信，但可以肯定中国文字也产生在农业社会的静态中。这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为什么文字都产生在大的游牧部落和农业土著混合以后?文字是比较复杂的，不仅要确定字形，还要确定字音、字义、语法，要准确地解决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既要靠丰富的想象力，又要靠严谨的思辨力，特别是想象力是创制文字的必要条件。因为文字最早都来源于象形，想象力不丰富，就无法捕捉到万物之形。有了万物之形这个蓝本，才能浓缩为文字的形。脑海里靠想象采集的形还是虚飘、不定型的，只有图绘出来，才能成为公认的形。原始初民大多都爱绘画，或在地上画，或在岩石上画；游牧民族继承了这个传统，也擅长绘画，他们能状写出各种物象之形。当他们和农业民族混合后，把他们的绘画才能转到创造文字上，这是很自然的事。游牧民族的优势在于创制文字的形，至于意，则要靠理性思维，这又是农业民族的优势，两种优势+结合，就创制出最古老的文字。只有人类才会把无意义的语音按照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成为有意义的语素，再把为数众多的语素按照各种方式组合成话语，用无穷变化的形式来表示变化无穷的意义。人类在静态环境中创制出文字，连人类自己都感到惊讶，因此在古代，文字本身还具有—种神秘性。《淮南子》里说：“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所以后来许多人认为文字表示的是神力，用文字作符录，遣神斥鬼。语言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人在语言在，人走语言消逝，而文字则在各种时间、各种空间都可给人传达信息。有了文字这个媒体，社会信息可以广泛传播。有了文字，人类的各类经验都可积累下来，不再流散，这就给人类保存了珍贵的精神财富，靠着中国的文字，几千年历史一目了然。有了文字，文化传统可以更好地一代代承传，有了文字，便于人的思想可以更好地发展人的思辨力。

　　小静态中生活是平静的，四邻有些小摩擦，一般不会发展到大动刀的程度，基本是在和平环境中生长，大家都力求相安无事。静就是定，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一切都是有定份的，我的就属于我的，你的就属于你的，他的就属于他的，从无觑觎他人之心。不像游牧民族在本部落内，可以承认彼此的权利。超出部落范围，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有时就会有这种看法：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正是这个逻辑常常引发出许多争斗来，甚至爆发出流血冲突。在这种环境中，人在本部落内彼此亲善。超出部落范围内，人和人常常相互猜忌，相互算计，这样人就会养出凶暴狠毒的性格。在农业社会，因为每人尊重彼此的权利．，都守住自己的定份，对他人的财产很少起异心，这个心态是极端重要的，这是社会稳定的基因。中国人的那种善良爱好和平的性格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这种善良性格后来就成为受他人欺凌的心理弱点，这种善良是建筑在彼此尊重权利的基础上，因此农业社会容易产生礼仪。

　　人类定居以后带来的最伟大成果是创建了城市。西方史学家对城市的起源作过种种探索，因为没有用牧业文化作参照，所以就没有得出城市是农业静态文化的产物。城市是静态的存在，城墙；城垛；城楼、城壕包围着一个静态的存在，一个稳定的空间。城市都有自己的运行机制，人在城市中形成一个特殊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信息传播速度快，密度大，人的智力就能得和开发。城市是人的智慧外化在大地上的明星，是人类镶嵌在大地上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