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第三章（二）

(六)游牧民族是传播文化信息的载体

　　当原始初民分为农民和牧民两部分后，务农的人就停止在欧亚大辅进行的大流动，在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地方构成大大小小的农业板块。每个板块都有清晰的边际，这些板块的空间都是固定的。人类选择生存地点，不能按人的主观愿望，而是按自然条件。游牧民族追逐的是水摩丰盛的地区，而农民寻找的是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地带。这种地带不可能是绵延千万里的广袤区域，总被山川、河流、森林、荒漠切割成许多小块，每一个小块就是一个封闭体。原始农业当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闭体与封闭体之间很少有社会联系。许多小块封闭体组成一个大的封闭体，像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锡职阿姆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是古代大的农业区，也是大的封闭体。大的封闭体之间要发生交往谈何容易！即使是大封闭体中的小封闭体之间也难交通。就是山前山后两个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事还是很多的。文化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人的智慧单靠自我开发是有限度的，它必须从他人身上吸取异质智慧因子。固然在一个封闭体中，有你我他三方的存在，可以从你他两方接受异质智慧因子，但在同一个封闭体中的人，随着文化认同的扩大，智慧因子的相似性也在加大，相似的智慧因子的撞击就难产生出新质来。到了这时，人的创造活力就会枯竭。在一个小封闭体内如此，在一个大的封闭体内也是如此。因此，如何使欧亚大陆上的封闭体发生交往，使彼此得到异质智慧因子的撞击，就是至关重要的。

　　古代每一个文明都发生在异质智慧因子撞击之后，当农民已经停止在大范围内漫游的时候，牧民迫于生活还得继续游动。动的原因一是牧业本身决定的，它得选择水草茂盛的地方，这种动，是正常的动；另一种动是受不了大的自然灾害不得不作远距离的迁徙，这种动有时也会酿成对农业区的入侵；再一种动就是农业区的富庶生活使他们看着眼红心馋，于是对农业区发动武装进攻。这种进攻有时是小股侵入，抢劫上一些东西掉转马头就跑；有时则是大规模入侵。

　　从农业民族的角度来看，这是游牧民族对他们的侵略，他们常常看不到游牧民族给他们带来了异质智慧因子。短期的入侵这方面还不太明显；较长时期的占领，农业民族经过仔细地观察体验之后就能从他们身上吸取到新的东西，或者是新的思路，或者是新的视角，或者是新的视点。这样犹如黑暗的天空，一下子出现闪亮点。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区之后，他也在观察、体验，他们也能从农业社会吸取到对他们很新鲜而且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当他们再侵入别的封闭体时，除了他们自身的东西，还带去了他们从被他们占领的农业区带去的东西。当时几乎没有别的信息载体，只有靠人来传输。能够经受山重水复漫漫征途的艰苦的是游牧民族；能夺关斩将不畏险阻的又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是信息载体，靠这个载体的武力攻击，他把信息带到许多封闭体，使封闭体因能吸取新的精神营养而不至于熵加大，造成无序的混乱从而毁灭、崩溃。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美洲的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当白令海峡还是一块陆地的时候，蒙古利亚人种一群一群向美洲迁徙。他们去的时候，还没有跨上马背，在美洲就没有马。肥沃的土地使印地安人务农为生就很有保证，于是他们放弃了牧业，都去从事农业。他们游动的习性不会一下子就改除，他们从事着游动的农业，今年在这里耕细，明年到那儿耕种，这种流动自然就打破封闭，可以把人的新智慧因降和异质文化传播开去，激发了玛雅人和印加人的创造性，从而产生了很高的文明。玛雅人的艺术作品是十分精美的。在这个文明中，表现出一种奇特的智慧因子创造出的文化。据英•赫•乔•韦尔斯先生说：“使人惊奇的是它的巨大的塑造能力和设计上：的完美性。但它的奇形怪状是一种疯狂的错杂和因袭的表现，却又使人感到迷惑不解。许多玛雅铭刻文像欧洲精神病院的疯子们挖空心思绘成的某种图画，而不像其他旧世界的作品。仿佛玛雅人的头脑是沿着与旧世界头脑不同的批条路线发展的。他们的思想是别扭着的，以旧世界的标准看，简直是没有一点严格的理性头脑。”(《世界史纲》)事情当然不像韦尔斯先生说的那样，玛雅人是疯了，没有理性的头脑；而是因为新大陆与旧世界有重洋横隔，生存环境特殊，彼此少有影响，和旧世界人的智慧因子的相似性极少。这一方的文化成果对另一方自然就无法理解。旧世界的人看玛雅人是疯子，玛雅人看旧世界的人也是疯子。如果仅靠玛雅人和陶加人单质智慧因子是创造不出那种辉煌的文明。王大有先生在他的《龙凤文化源流》一书中，详细考证了美洲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特别是印第安三大文化中心玛雅、阿斯特克、印加的关系。他认为这三大中心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其中有些论断还有待将来证实，但有些他列举出了很有说服力的事实。“在一件高七厘、宽十四厘米的印第安人的彩钵钵底上发现了七个呈车轮状的表意符号与《易经》复卦卦象不谋而合，研究者认为印第安人彩钵钵底符号与中国仰韶文化一致。”由于战国、秦汉、南北朝、唐宋期间，中国与美洲交往频繁，所以如今在美洲许多地方都有中国文化的遗存。例如：墨西哥首都博物馆陈列有汉文古碑、古砖、古钱、古雕刻，泥塑佛像，甚至连钱的穿眼麻绳，也是中国式的。再如，墨西哥境内出土的《大齐田人之墓》碑，南美波利维亚发现的汉文字系统雕刻，据研究为中国人二千年前漂流至南美洲居住后的遗物；秘鲁公园陈列的汉文太岁碑；厄瓜多尔博物院陈列的汉王莽时所造的货币；1930年美国人在加拿大西海岸发现的篆文石柱等等。其次，在印第安人的很多陶器、石雕上也出现了汉字……。“玛雅文化中的僧人头上有中国佛教受戒的标记，佛座上有宝莲花，甚至吐舌大肚弥勒佛上有‘眉’、‘目’等清晰可辨的汉字。”这些事实应该说是准确的，南美洲不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样会受到印度和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唯其有多种异质文化，才出现了玛雅和印加两个辉煌的文明。后来漂洋过海的冒险家少了，异质文化不易传播到这儿，因为美洲再没有游牧民族传播文化信息，玛雅和印加文明都在孤寂状态中枯萎衰亡了。

　　每个封闭体的人出于改善生存环境的愿望和提高生存质量的动机，总要创造，尽管这种创造的成功率很低，但成功的事实总是有的。文化学上的文化中心说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是偏颇的。实际上，在原始社会，凡已固定在土地上的人都在创造，即使游动中的人也在创造，当然，游动中的人不容易积累经验，创造成功的果实自然不会有固定在土地上的人多。固定在土地上的人形成无数个封闭体。这种封闭体星罗棋布般分布在欧亚大陆。如果信息体之间没有信息交通，人类的进步就会十分缓慢，封闭体之间的创造就会各立门户，极少有相似性。但从出土文物看，无论是陶器、青铜器、铁器都是有相似性的。这种相似性的大小是和地域距离的远近成正比的，距离越近，相似性越大；距离越远，相似性越小。因为有这种相似性，于是就有人泡制出中心说来，这是缺乏科学态度的。那么，这种相似性从何而来?这是文化信息交通的结果。每个封闭体对文化信息都是有吐有纳的，不吐不纳会自生自灭，只吐不纳自会衰竭，只纳不吐也不能很好地吸收。吐与纳又是彼此助长彼此提高的，今天我纳了你的，我在你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创造，然后再吐出去，为你所纳。世界上为什么唯独欧亚大陆的文明发展得快？就因欧亚大陆各封闭体之间文化信息吐纳的频率高。什么人作了封闭体之间文化交通的信使呢？就是三大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无法固定在土地上，他得游动。

　　十五世纪，欧洲人进到南美洲时，墨西哥人不知有秘鲁，秘鲁人不知有墨西哥。墨西哥和秘鲁，一个有玉米，一个有马铃薯，彼此竟然没有交流，可见没有游牧民族的地方，封闭体之间就很难实行交流，实现文化进步就相当困难。非洲有过游牧民族，因为他们没有跨上马背，就不能在封闭体之间实行文化沟通。物质文明的每一个重大发明都是偶然，而非必然，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一个新的东西，而这个新的东西对人类又有用，于是人们就对这个偶然经验进行钻研，探索出一种有普遍性的制作经验。陶器、青铜器、铁器都是这样产生的。事先，人们并没有制作这些物资的目的性，都是在偶然性中发现了这些物资的存在，于是人们才在这上面下功夫。正因为它的偶然性，它出现在这个封闭体，未必就能出现在另一个封闭体。为什么后来在许多封闭体都出现了？那就是因为原始初民是流动的，在流动中可以把甲地的生存经验带到乙地，特别是出现了游牧民族以后，他们就是文化成果的传输队。他们在不同的封闭体之间流动，于是乎某个封闭体若有重大的物质文明创造必然会传输到其他的封闭体。沈福苇先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这样写道：“在巴里坤、吐鲁番、罗布淖尔、伊吾等地遗址中发现的小件铜器已经暗示新疆的居民通过横贯天山南北的草原和沙漠路，在草原游牧民族和农业定居民族之间业已充当着一种新的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岂止是在新疆，在整个欧亚大陆都如此。

　　文化总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今天如此，古代也如此，都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许多民族出于对本民族的钟爱总爱把古代的文明成果说成是本民族的独创，那是荒唐的。各个封闭体在创造文明上都有自己的贡献。20世纪以来，以埃利奥特•史密斯为代表的传播学派把埃及的古代文明奉为世界上所有各种文明的唯一来源。他们这种文明起源一元论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就埃及文明本身来说，他也是吸收了周围异质文化的结果。在文化起源上无论是西来说、东来说都是  片面的，它是共同创造互相影响的结果。法国东方学家约瑟夫•德•基尼武断中文源出于埃及象形文字，是埃及移民的创造。半个法国汉学家皮奥称中国最古老的民族都是野蛮人，直到公元前3000年来自西北的民族带来了农业经济和制陶技术。1894年特林•德•拉科帕里更提出“巴克族移住说”，认为中国的汉族是公元前2300年由西亚移人新疆和甘肃的巴克族。1923年瑞典的安特生提出一种假设，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从中亚和南俄移人的欧罗巴民族的文化。后来仰韶文化在辽宁沙锅屯和甘肃各地都有发现，参加发掘的安特生更把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和希腊北部、伽里西里、乌克兰、特里波列、安诺遗址中的彩陶文化联在一起，圈人了欧洲新石器时代文化区。

　　就以彩陶文化来说，它所以能普遍存在于中亚、西亚和欧洲自然是以狩猎和游牧为生的人相互传播的结果。根据专家考证，安诺彩陶文化和南土耳克曼发现的扎伊通文化有承袭关系。中亚的彩陶和伊朗、南俄的彩陶有承上启下的关系。这是沈福苇先生承认的。安特生以仰韶文化彩陶底色和几何纹的相似就断定它源于安诺和特里波列，这是沈福苇先生不同意的。其实何必非要确定一个源呢?因为这些文化之间有流动的游牧民族在相互传播，又可以说是彼此为渊源。因为我和你相似，就说我是你的源头这是不科学的。欧亚大陆因为有三大游牧民族存在，各封闭体之间(太小的封闭体除外)，基本上是相互沟通的。庙底沟的彩画主题同特里波列陶器的彩绘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西方的许多器物也有很多类似仰韶文化之处。这都是非常合乎欧亚大陆历史事实的。王治来先生在《中亚史纲》中就列举了古代中亚文化和中国文化的许多相似处。他写到了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卡拉苏克式的工具和兵器，有铜锛、钢刀(包括曲柄刀、凹背刀和弧背刀)、铜戈等，都同蒙古和华北的极为相似。如在别亚河畔发现的卡拉苏克铜锛，与内蒙发现的一样，据此认为起源于东方。有的把卡拉苏克的曲柄刀同中国周代的刀币相比，弧背刀在长城以北各地都有出土。至于戈，早在殷商时代，中国就流行玉戈和铜戈。内蒙古出土的铜戈，就好像是卡拉苏克式铜戈的模型。所以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认为，绥远的卡拉苏克式铜器是仿照中国中原比较古老的商殷标本制成的。而蒙古戈，则是安阳戈和西伯利亚卡拉苏克式的一个中间环节。绥远刀和卡拉苏克刀子可能出于同一原型商代大刀。他又说：“米努斯克盆地出土的卡拉苏克器物中有中国北部居民带到叶尼塞河沿岸的器物。”这是非常准确的，在这一带，牧业民族和农业民族的接触非常多。在文化上彼此受影响是非常可能的。

　　在欧亚大陆上，游牧民族踩出了许多道路。在欧洲，他们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到欧洲心脏地带。在亚洲，他们表现得更英雄，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卡拉昆仑山、阿尔金山、喜马拉雅山、祁连山、兴都库什山都没挡住他们的去路。不说别的，光是辟出这些路没有游牧民族的勇敢无畏都是不可能的。正是靠着这些路打破了欧亚大陆的大大小小封闭体，使彼此都能吸取其文化的精粹。当时的中亚是连接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中间地带。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游牧民族开辟出的传播文化信息的道路。道路是沟通封闭体间的重要设施。道路又要探明水源、饮食、草料供给、住宿等辅助条件，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正是靠游牧民族前仆后继终于辟出条道路，这使文化传播才有了可能。游牧民族的活动空间靠着道路的开辟不断扩大，作为文化信息的媒体的功能也就更大。特别是游牧民族学会经商后，他们与农业区建立了一种贸易关系，这样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区就不必非动干戈。和平的商贸活动使游牧民族传播文化信息的历史任务更繁重，更有内容。因为商品本身就是文化信息，玉产在新疆，但在产玉不多的中原却出现了昌盛的玉文化。玉不仅是作为装饰的精品，而且玉成了美好的精神追求的象征；玉不仅丰富了汉族人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丰富了汉族人的精神生活。玉石就靠游牧民族从西域运输过来的。

　　有游牧民族传播文化信息是欧亚大陆独具的优势。美洲、澳洲、非洲都不具备这种优势，所以他们就相当落后。在冰河期时的澳大利亚和西太平洋因为海水被阻于地极冰盆，海平面很低，有一批旧石器时代的人带着旧石器时的文化来到了塔斯玛尼亚岛。他们属于欧罗巴人种。因为他们处在绝对封闭状态中，吸取不到一点异质文化的营养，人的智力不断衰退，没有一点创造的活力，永远保持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物质生活水平永远固定在一个刻度上，人口也繁殖不起来。1876年，最后一个塔斯玛尼亚人死去，从此也就绝迹了。在澳洲土地上也因没有游牧民族用异质文化信息撞击各封闭体，当英国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时，这儿的土著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的阶段，他们还使用着石制或木制工具。当欧洲人到达南非时，发现那儿若干孤立的人群还在击削燧石，还停留在原始初民的狩猎和采集阶段。不知稼穑的南方猿人在更新世第一个冰河期以前就在非洲生活，那时，他们已经能用双手制造一些简单的石器，他们应算是人中的老资格，比亚洲猿人还要早，只是因为没有强大的游牧民族，所以文化远远落后于欧亚大陆。至于美洲文化比旧大陆整整落后了数千年。从这个对比中，人们不难看出游牧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七)认同暴力

　　占有是一切动物的生命本质属性。各方都要占有，彼此自然要发生利益冲突，解决冲突的手段，就是暴力，其主要形式是相扑、抱打、咬、顶、踢、抓。由于人的意识活动，暴力手段不止于依赖自身的生理器官，而且靠制造出的武器。同类相残就是指这种暴力冲突。动物的生存能力主要看使用暴力手段的勇猛程度。老虎的那张血盆大嘴，那4个铁爪，使它成了无敌的“兽中之王”。人之所以从软弱无能的动物发展为万物的灵长，因为人能制造任何动物无法与之抗衡的武器。一竿长矛可以在数米之外刺伤动物，一支箭可以在百尺之内置猛兽于死地。人靠着日益强的暴力手段在地球上居于霸主地位。

　　使用暴力是一切动物的显著特征，动物都靠暴力进攻，靠暴力防守，靠暴力占有一切需要占有的东西，雄性对雌性的占有也是靠暴力。本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都是靠暴力解决，只是随着意识的逐渐成熟，理性才参与到处理人际关系中来。为了巩固社会，人与人之间许多纠纷可以通过社会舆论的评议、酋长的仲裁、神职人员和长老的调集、法律的判决去解决。这种解决方式是人类的一种文明，是维系社会合力的需要，自然，这也是文化塑造的结果。这种文明是有限度的。在游牧社会，它只在本部落或部落联盟内有效，超出这个范围，利益冲突还是诉诸暴力。杀伐征战，几无宁日，暴力的阴影老笼罩在游牧社会的上空。部落与部落之间有时也会协商谈判，也会订立盟约，但许多时候那只是一种假动作，游牧民族只承认暴力。他们认为：要解决问题只有把对方制伏；要制伏，除却暴力别无选择。

　　游牧民族有着强烈的暴力意识。说草原文化是暴力文化也不是什么夸张之词。游牧社会就是一个军营。满洲的八旗就是军事建制。所有游牧民族都实行全民皆兵。社会的一切动作都是围绕暴力进行的，或者是准备对付他人的暴力进攻，或者准备对他人进行暴力袭击。即使在乎静的日常生活中，也都能觉察出迎接暴力的种种迹象，刚懂事的少年即练习走马射箭，小伙子们一有空闲就要靠角力来练习腰身，战斗冲锋少不了一匹骏马，男男女女都把心思用在饲养调教一匹好马上。武器是少不了的，好刀、好剑、强劲的弓，那是青年人心爱之物，别的可以交换，唯独良好的武器那是决不轻易转让他人的。那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观察一个社会，只要看这个社会的成员手中经常拿着什么，就可看出这个阶层甚至这个社会的整体追求，整体心理倾斜。知识分子手中拿笔，当官的手中拿印，农民手中拿锄头，工人手中拿锒头，唯独牧民手中拿着武器，从手中之物就可看出他们是尚文还是尚武，是倾心和平，还是倾心战争。

　　像中国的知识分子把考场当作表现自己的最佳空间一样，有暴力意识的牧民把战场看作是表现自己的最好场所。而在农民眼中，却把战场看作血肉横飞之地，那是闻风丧胆的。在牧民眼中，正是战场才能现出英雄本色，不在战斗中左冲右突，无法显出人的光华。与暴力意识相联系的是牧民独特的战争观和生死观。在他们眼中，战争只是一场体育比赛，甚至是一场游戏。既然是战争总会有死伤，在牧民心目中，生命不足惜，有比生命更为光彩的，那就是人的荣誉。正是这种生死观和荣誉观才使暴力意识化为牧民的心愿，他们接受起来，是那么自然，一点都不勉强。一旦生活中暴力色彩淡化，沉浸在和平宁静中，人就会感到百般的不自在，无事也要找事，甚至故意寻衅，挑起争端和冲突。所以，每一个游牧民族的历史都是战争史。人在一种环境生存久了，渐渐就产生一种适应性，习惯成自然，战争成了牧民的特殊生存环境，像鱼儿离不开水，牧民也离不开战争环境。震天的杀声在他们的耳鼓里是最好的音乐，刀光剑影是人间最美的图景，最称心如意的是看敌人头颅在地下乱滚，最值得欢庆的是用敌人的血染红自己的战袍，最值得骄傲的是在夜晚的聚会中向友人叙述他在战斗中的伟绩。站在农业文化的立场，这几乎是不可理喻的。而按草原文化的观点，这简单得像生活中的ABC。

　　牧民如此倾心于暴力，还因他们轻生，而轻生又是和他们贫乏的物质基础相联系的。当时最足以显示生活的色彩的是城市，农业社会拥有城市，而牧业社会不拥有城市，他们就栖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衣食住行的水准都很低，物质享受还没给人形成贪生的魅力，因此对生命存在的长短就不会计较到白热化的程度。既然在物质世界寻找不到太多的乐趣，于是转而向精神世界去追求，于是轻生命重荣誉的观念就在牧民身上牢固地树立起来。在物质贫困的地方，人热衷于精神追求，反之，在物质世界富裕的地方，人们反而鄙薄精神追求。当然，一种观念一经形成传统，物质条件的变化就很难左右它了。

　　暴力意识是对生命中惰性元素的最大克星。暴力意识的核心是保存自己、消灭别人。出于这个动机，人就得保持旺盛的生命、精力、健壮的身体，昂扬的情绪，一句话，要保持人的向上性；同时还得改进武器、发明新式武器，这就自然会刺激社会生产力，提高人的技术操作水平。

　　游牧民族的暴力意识原原本本传给欧洲人，成了西方的文化传统。从古希腊、古罗马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战争发生率是世界上最高的，有的战争像十字军东征和英法战争、英国的玫瑰战争，能持续几十年、几百年，这对东方人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暴力意识这个传统，人民缺乏对战争的心理承受能力，这种状况是无法持久的。说“战争是历史的火车头”，这用来解释二战前欧洲历史是非常贴切的。战争永葆西方人生命中的活性精神元素；战争使西方人醉心于研究武器，从而使西方人获得进入自然科学堂奥的门径；战争破坏了任何阻碍人表现才力的陈规陋习；战争不断更新各民族各国家在世界坐标上的位置，昨天的霸主，今朝成了阶下囚；昨天的弱者，今天一跃成为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这种变动就使人永远保持进取之势。战争使那些最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也得拆掉思想上的樊篱，最大限度地奉行拿来主义，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和物质实力，夜郎自大、闭关自守都会把自己推向失败的边缘。12世纪以后，西方人向东方的吸收、移植，其规模都远远大于东方对西方的吸收；战争使西方人老把视线聚焦在自身的弱项和病灶上，不改善这些，就要损伤它的战斗力。因此，他们能不断改善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社会机制，规章制度一旦成为障碍就立即修订或是废除。不像东方人，癞痢头也是自己的好。社会实践一次再次证明是属于阻碍社会的陈规陋习，就是无法革除。……由暴力意识引发的战争给西方带来的积极作用还可举出许许多多。可以这样说，由游牧民族带给西方的暴力意识和用暴力手段解决冲突的做法构成西方社会进步的动因。

　　暴力就意味着流血，暴力就要带来死亡，在西方最先发出人道主义的呼唤，不是偶然的，因为西方人确实看到暴力给人民带来的灾祸。人道主义就是对暴力意识的一种反调，是反暴力意识的一种高贵的呐喊。人道主义在文艺复兴中被提了出来，它是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文艺复兴显露出近代文明的曙光，这种光明是尊重人的，一切伤害人的行为、做法统统都将受到人文主义的批判。暴力是对付人的，是残害人的，要保护人、尊重人、爱护人就不能不反对暴力意识。欧洲的草原文化传统是何等深厚，反暴力意识谈何容易！何况后来的暴力活动又和争夺殖民地结合起来，直接和经济利益挂钩，对这种暴力掠夺的热度更加达到白热化程度。人们常常把抢夺殖民地孤立起来看待，其实这是草原文化传统的继续。当初他们对农业区的抢夺就属于这种行为；今天；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便变为抢夺殖民地了。

　　市场经济不断显示人的伟大，人文主义思潮更是波澜壮阔，对暴力的谴责不断增加力度，但是还无法约束那些崇尚暴力的狂人，希特勒、莫索里尼、东条英机就属于此类。就在出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歌德、席勒这些高歌人的尊严的大师的国度，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波及面之广，卷入的人口之多，伤亡的人员之众，都是人类历史创记录的。这两次大战把欧洲的暴力意识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这也在现代文明面前暴露了暴力意识的野蛮性和落后性。面对着那一片焦土、一片废墟，面对着千千万万的伤残人员，面对着大量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这样做值得吗？因此一个世界性的反暴力意识的文化围剿便拉开阵势。这给人文主义赋予了强大的声势。二次大战以后，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声音：对话！这是对欧洲几千年来暴力传统的一次大的否决，这是人文主义的一次大的胜利，是世界文明又一次大的进化。对话就是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发生在欧洲的另外一种暴力鼓吹。法国大革命后，有人把这大加推崇，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涂上革命油彩，似乎暴力还能创造极大的社会生产力，使历史社会发生质的变化。实际上这还是草原文化暴力传统的一个变种，不过，经思想家们的理论妆扮以后，变得楚楚动人，更加有诱惑力。如果说从前的暴力意识对欧洲人来说还是在无意识层面发生作用，现在就上升到显意识层面，由不自觉变为自觉。人们那样醉心于暴力推翻。而法国大革命后，又出现了十月革命暴力手段，它更披上了神圣的光晕。追求城市暴动，追求农村武装起义，成了人类精英的一种高尚浪漫行动，男男女女都向这个热点上扑。对暴力的追求就从欧洲向世界各地蔓延。后来的事实证明：暴力手段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却不能使社会经济在一朝一夕发生质的突变。因为社会经济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人的成长也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叠合的，是互相促进的，没有这两者的同步进展，社会历史不会发生质的飞跃。就以法国大革命来说，暴力推翻之后，是建立了一个不同于路易十六时代的新政权，但接着来的是复辟；反复辟，这种冲突就没有停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在政治上才有了真正稳固的民主共和国。而法国大革命后，上台的拿破仑是炫耀暴力的能手，在欧洲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又使多少人挣扎在血泊之中。至于曾使世界人民着迷的十月革命也没有使俄罗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业强国，物资匮乏造成的低消费长期得不到解决。70年之后，又得重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重建俄罗斯。中国的辛亥革命同样如此，用暴力推翻了满清政权．建立了一个新政权，但社会深层的封建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特征也没有根本改变。这些历史事件教育了世界人民，暴力推翻的声誉才大大降低，不仅在欧洲的发达地区，就是在亚非拉的经济落后地区，人们对暴力的追求也淡化了。案头放着一张1997年7月27日的《参考消息》，上面有埃菲社发自马德里的一则消息；题为《拉美：游击运动减少，民族和解有望》，里再写道：“除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之外，游击运动已从拉丁美洲消失。”亚洲的情况也这样，马来亚的游击队解散了，泰国的游击队已无声无息。只有在经济落后、人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显露、杀千个人等于杀一只鸡的地方，野心家们还在高喊推翻打倒之类的过时口号，利用宗教和极端民族主义，鼓吹暴力，煽动恐怖活动，伤害无辜，而在真正文明的地方，暴力已无人问津了。

　　由原始初民积淀而成的暴力意识在游牧社会得到发扬，在农业社会却遭到冷遇，农业文化甚至百般去抵制它，消磨它，把它淡化到最低限度。因为农业社会最大的要求就是保持和平，稳定环境，否则农业生产无法完成它的周期。在农业社会，从发挥内部潜力着手争取丰产丰收，出现五谷丰登的局面，就能满足低消费的需要。像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的恒河、印度河流域，东南亚的湄公河、伊洛瓦底江、红河流域，都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他们无须去抢去夺，他们自然不会追求暴力手段。他们讲究廉耻忍耐。在亚洲，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因为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自然推崇暴力，伊斯兰的圣战就是一种暴力，用圣战对抗圣战，就是用暴力对抗暴力。即使像元蒙古帝国，他们在华夏定居以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也很少再发生过征战。几千年中，在中国、印度这样幅员辽阔的农业国家，战争的发生率很低。以中国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兵力，如果他们有暴力意识的话，吞并大半个亚洲那不是不可能的。虽然它也有战争，但都是防御性的，有过少量主动进攻，那都是受了草原文化崇奉暴力的传统影响的缘故，隋唐时代对高丽的进攻就是一例。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一向奉行怀柔政策，只要四邻称臣进贡，就不再诉诸武力。而且作中国的附庸国并不吃亏，许多时候，天朝还要给予他们许多赏赐，不像欧洲一旦武力征服之后，就会把对方剥夺得精光。所以说中国、印度是爱好和平的，的确如此，这是有历史为证的。

　　在西方，因为有暴力意识传统，他们的生命之弦老是绷得紧紧的，老在进取。而在东方农业社会，因没有这个传统，社会安详宁静，消消停停，生活节奏十分缓慢，人们安于现状，很少有进取之心。没有暴力意识引发的战争，减少了生命财产的损失，但也养成了人的惰性，铸成了历史的惯性，步履艰难，很难向前挪步。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各国在暴力意识的推动下，急剧从小农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东方的农业大国都酣睡在和平的美梦中。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进攻到国门时，他们大梦方醒，但为时已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已经给他们划定了。

　　东方农业国家没有暴力意识这个传统，是西方用暴力手段把这个观念传导给东方人的。近一百多年，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大半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中英、中法、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这一次一次战争，使中国人懂得了一个道理：只有用暴力手段才能对抗暴力压迫，于是接受了西方的暴力哲学。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充满了暴力色彩，在暴力中享受胜利的欢乐，在暴力中吞食失败的苦果。生活在这种历史环境中，人们的心理自然涂上浓厚的暴力色彩。检查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说话、写文章、观察事物、处理人际关系，总渗出一股火药味，那种爱好和平的心态大大褪色。在改革开放前曾有过的“左”，那也是西方暴力哲学的一个变种，人恨人、人整人、人斗人，社会内部矛盾，重重。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根本好转。这些年，没有变相的暴力，没有大批判，只是用了市场经济这个杠杆，终于将中国几千年小农社会的惯性抵消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的现代品格也有成效地在塑造，一批一批的人从暴力哲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能表现正常的人情人性了。当然，从西方传来韵暴力哲学并没有在中国社会中完全消除，也曾造成政治上的谬误，在社会人际关系中，也不时表现出来。

　　由游牧社会传到西方的暴力传统占据人类主流意识千百年，人们受这种意识支配，干出了多少荒唐事，也干出了多少辉煌事，现在人们宣布它的落后性、野蛮性了。代之而起的是对话、协商、求同存异，这是在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文明，最新的文明。用这种手段处理社会内部和外部的一切磨擦冲突，再也不会带来动乱、流血。

　　(八)制造了奴隶

　　游牧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制造了奴隶。对具有当代文明的人，听到奴录这个词就很刺耳，也会很反感。从道义上讲，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又有点迂儒。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主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是促进还是促退；对社会历史进步是助力还是阻力；对人的精神世界是污染还是塑造。奴隶的命运是可悲的，奴录受的苦那是惨绝人寰的，但是奴隶对人类特别是对西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

　　史学家们谈到奴隶社会，但对奴隶是怎样来的，却很少探讨。在一个家、二个农庄，少量用几个奴隶，这在古代社会都有过，几百几千大规模使用奴隶，这只发生在西方，没有发生在东方。这件事史家也很少探讨。其实这和游牧民族有着很大关系。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武器的进步，战斗的杀伤空间增大，部落间的战斗无论在规模和声势上都不同于以往，战斗果实就非常可观，不仅死伤的人数多，俘虏的也多。原来战争的俘虏对原始初民是个包袱，留下还得给粮食吃，于是乎统统杀戮。后来手工业、商业都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劳动的项目增加了，劳动的场所拓宽了，那时加入战斗的行列不仅是部落成员的义务，而且是社会的殊荣，由于频繁的战斗，壮年都加入武装行列，许多社会劳动，特别是沉重的劳动总得有人承担，俘虏就是最好的对象。因为他们作为人的权利被剥夺得精光，他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安排在哪儿，就得老老实实守在哪儿。他们是会说话的工具，任何痛苦，他们都得承受，不能说一声“不”，更不敢表示反抗，有反抗立即予以杀戮。再说男子汉都希望到战场上一露峥嵘，不愿在日常劳动中消磨光景，特别那些定居转型为农民的；对农业劳动不胜其苦楚，有人来代替他们，使他们能腾出身来，参加到战斗行列中去，那是他们朝思暮想的。

　　由原始社会分离出来的游牧社会，比原始初民有更多的战斗，自然就会有更多的俘虏。这些俘虏，游牧民族能消化一部分，但因他们的社会劳动不复杂，能消化的自然不多，于是他们只有向农区输送。牧区和农区的商品交换中牧区物资匮乏，现在有了俘虏，手中就了交换的筹码，牧民从俘虏身上找到了生财之道，更加激起他们在战争中抓俘虏的积极性。

　　在西方世界，因为有游牧民族带来的频繁战争，就有可能把大批俘虏用来作奴隶。罗马帝国的频繁战争，也是为了捕获俘虏作奴隶；公元前262年，罗马占领西西里的城市阿格里根特的时候，曾俘虏25000人以上。公元前256年，罗马进攻迦太基，俘虏奴隶20000以上。公元前209年，罗马占领林敦以后，俘虏了30000奴隶。公元前167年，罗马占领伊壁鲁斯地区，俘虏了居民150000人。当时曾有几十万居民被俘到罗马当奴隶。(以上材料引自《世界上古史》)

　　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在欧洲为什么对奴隶的容量如此之灾，在古罗马，参加斯巴达奴隶起义的有数万人，这在东方世界是未曾有的。这和欧洲的城邦制度是密切相关的。游牧民族在欧洲建造了大批城市，城市的密集度远远大于东方。因为大批牧民转为商人、商业发展起来，许多商埠、集市、港口也发展起来，这都属于城市系列。西方的城市和东方特别是和中国的城市不一样，不是单纯的政治中心，总是政治、经济并举的，或者就是单一的商业城市。因此，一般经济上都很繁荣，不仅巨富巨贾多，而且城市的财政收入也比较充足。因此，西方都非常注意城市建设教堂、神庙、剧场、音乐厅、府邸、官衙、道路、桥梁。这就会刺激起石材、木材、砖瓦、油漆、冶金、铸造等手工业的发展，也会带起冶金、采矿、重工业的发展。与这些发展同步而来的是雕塑、美术、音乐、戏剧、教育、卫生的发展。这样，城市的人工美就更具有吸引力，农村的强劳力就不断往城市涌。在东方，特别在中国，城市因为是政治中心，除了京城还注意城市建设，一般城市和农村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使有一些著名的商业城市，如洛阳、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可见扬州很繁华的，看《清明上河图》的开封街景也是很繁华的，但毕竟太少，多数城市对农民没有吸引力。又因这些城市经济不发达，农民涌来无活可干，无法维持生计，所以城市人口迟迟增加不起来。欧洲的城市就不同，城市人口都是密集型的。供应这样的城市，没有发达的农牧业来给城市提供主食和副食，城市是难以存在的。加以地中海各国商业非常兴旺，农、畜、副产品是商贸的重要货物，因此也要求有规模农业，规模牧业。在那个时候，农牧业劳动主要靠人力加畜力，没有大批劳力不行，奴隶就有了极好的市场，欧洲又有专门制造奴隶的游牧民族，有求也有供，供求相得益彰，于是贩卖奴隶便兴盛起来。

　　贩卖奴隶这门营生在欧洲几乎没有断过，只是在不同形势下，贩卖的规模有大有小而已。阿拉伯帝国因为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也贩卖奴隶，他们占领西班牙后，也把大批欧洲人拿到市场上廉价出售。文艺复兴以后，在欧洲本土上制造奴隶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少，而开发新大陆需要大量的劳力。欧洲人是游牧民族的后裔，贩卖奴隶是他们祖传家业，在欧洲丧失了奴隶源，他们就到非洲用抢夺、绑架、诱骗等种种的非人道方式，把黑人送到美洲当奴隶。几百年时间就没有断过。应当区分欧洲本土的奴隶和美洲土地上的奴隶，他们的文化含量是不同的。欧洲的奴隶是游牧民族在部落战争或者在侵犯亚洲各国时掳获的。其中有一般的青年男女，也有原属高层的贵族、官吏和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很好的文化素养，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文化负荷量很大的载体。因此，他们被俘去不仅增加了劳力，而且带去了文化。当时，小亚细亚各国文化水平很高，欧洲从这儿捕去的俘虏等于是他们的文化源。希腊、罗马并不像中国、印度有很深的文化根源，他们在文化上本是一片蛮荒，但靠了有文化负荷的俘虏迅速成了文化荟萃之地，说有文化的奴隶滋养了希腊、罗马人的精神世界，这并不是什么夸张。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不少摆脱了奴隶身份的人成了宫廷的要员，就因他们原本出身于有文化积累的家庭。奴隶的使用也争取规模效应，不是用少量的奴隶，用是使用大批的奴隶。在罗马，不论大庄园、大果园、大牧场、矿山以及手工业等，都广泛地使用奴隶劳动。一个大农庄拥有土地数百亩到数千亩，分工越细，越能提高人的技术操作的熟练程度，同时可使劳动者把自己的智慧聚集在一个定点上，更能使智慧外化于物。这样就可提高社会劳动总量的质。有大批奴隶就要有管理劳动的制度，管理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力，管理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的实际效应。欧洲现代工业管理就滥觞于对奴隶的管理。在东方因为是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作坊，人们很少在这方面动用智慧，因此在发挥人力资源上就成了一个重要缺陷，效率意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人都生活在物质环境中，不同的物质环境能给人造成不同的心理投影，从而形成不同的心理积淀。这种积淀自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古代的欧洲，在这方面据有非东方所能比拟的优势，这自然归功于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正是这种劳动给歇洲人开创了极好的物质环境。因为当时欧洲风行城邦政治，讲物质环境主要是指城市的物质环境。讲城市的物质环境一是指城市的种种建筑，一是指城市的手工业文明。“公元前七至六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公元前七世纪末叶，雅典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手工业中心，陶器生产大有发展。从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起，雅典陶器以其精美的质量胜过科林斯等邦，在黑海沿岸、埃及、伊拉里亚取得了市场。”手工业都不是独立发展的，发展这一行，就得刺激起另一行。中国人称360行，当然不是实指，是虚指，真正作一次分类的话，具体内容还要多。手工业的兴起是人类在古代最灿烂的智慧展示，给集中在城市的人工自然涂上多色调，造成能显示人的壮丽景观。手工业是城市物质环境最光彩夺目的装潢。当然，光有手工业的妆扮，没有雄伟的建筑，还不能给人造成博太巍峨的崇高感。希腊的神庙建设最为突出。希腊神庙是城邦国家市民社会生活中重大事件的中心，神庙前的广场是集会与举行祭祀的地方。帕特农神庙、刻瑞斯神庙、伊瑞克光神庙这些建筑都把雅典装饰得更加壮观。再配合那许许多多巧夺天工的雕塑，更造成城市浓厚的文化氛围。古罗马的城市建筑大体可分五种类型：城防建筑(城墙、城市要塞)、宗教圣地(神庙)、娱乐场所(剧场、角斗场)、公共设施(公路、地下水道、公共浴室、公用水池、水道桥和集议场等)、纪念物(凯旋门；纪功柱)。“其中以公共设施最为宏丽，罗马的公共浴池包括浴池、赌场及各种消遣的场所，像健身房、演讲厅等。中心暖气系统从地下和壁间通向各处，浴池分热水池、蒸汽池和冰水池，很有点近代浴池的规模。最为典型的是罗马卡拉浴场，是罗马建筑的杰作之…罗马的建筑师把多利克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合而为一，创造出了第四种样式——合成式，常称作罗马式。在建筑中，他们大量运用效果，意图激发下层民众的想像力。”在储存着这样一个雄伟、奇幻、瑰丽、壮观的人工自然中，人们有着一个能激发人创造欲望和创造冲动的物质环境，生活在这个环境中，人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美好，从而引发人对更美好的生活的追求；在这种环境中，人的想像力会振翅高飞，飞向高远，从而会带动人思辩力向更玄微的境地穿刺；在这种环境中，人处处受到美的陶冶，  体验到美就是一种超越，就是和功名利禄的一次次决裂。人的思维只有在这决裂中才能获得不同寻常的突破。

　　正是奴隶给古希腊和古罗马创造的辉煌的物质环境，熏陶出了一个又一个超凡的文化巨人，他们的智慧哺育了以后的欧洲人。东方虽然也有过许多城市，特别是在中国的列国时期、印度的列国时期，都有过类似希腊、罗马城邦政治局面的出现。像齐国的首都稷下就是很繁  华的，《战国策•齐策一》：临淄(即稷下)之途，车毂击，人肩摩。”当时许多著名文人如淳于髡、邹衍，田骈、接子、慎列、尹文、环渊、田巴、鲁仲连都汇聚在这里，但毕竟没有那样辉煌的物质环境，文化上没有形成大气候，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之后，便黯然失色了。在印度列国时期，在次大陆北部，尤其在恒河中、下游兴起一些大城市，像摩揭陀的王，舍城、拔祗的啥舍厘城，在当时都是“人民炽盛的中心，但因没有深厚的物质环境，崭露一阵头角后，便也无声息了”。

　　劳心劳力的分工是人类历史一大进步，这个分工的界线愈鲜明，社会进步的速度越快。在西方，这个分工是最为鲜明的。劳力基本上由奴隶承担。城市的自由民就可最大限度地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去潜心从事智力劳动。这里，要使劳心者在精神世界织起万道彩霞，必须有一个条件，劳力创造的劳动果实必须绰绰有余地保证对劳心者的供给，否则劳心者不得不回归到劳力者的行列，不然的话社会就不能正常运作。谈希腊哲学家，人们惯常提到的是泰利斯、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些人凭着他们的天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因而扬名千秋。这种成功率能达到万分之一都是很可观的数字，当初和这些哲人一同起步探索，但后来表现平庸以至默默无闻的不知道有几多。进入柏拉图学园学习的人很多，最为突出的只是亚里斯多德一人。由此推测，当时希腊的劳心者层是相当庞大的。这样众多的人能悠游自在地形而上的世界遨游，全靠奴隶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生活资料。劳心是要耗费时间的，一个新观念的出现那是旷日持久的事，别说哲理探讨，就是文学的遣词造句没有富裕的时间也无法精雕细刻。“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就是描绘用时间换文采的事实。如果劳心者为生计所迫，挤不出时间，是不会有什么大的成就的。在希腊、罗马，不仅有社会奴隶为劳心者节约出时间，而且家庭也有奴隶，也为劳心者省出时间。

　　奴隶不仅为希腊、罗马文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物质环境，而且也创造了稳定富裕的家庭环境。研究世界文化名流的生平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出身寒门素族的有，但微乎其微，多数都出自富裕人家，特别是有文化传统的书香门第。一个伟人的出现，常常要有几代的文化塑造。正是希腊、罗马的大规模奴隶劳动，在社会上创造了许许多多殷富人家，在这些人家，子弟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这些人家有丰富的文化信息；这些人家和这种联系使家庭成员有多种获得信息的渠道，能掌握时代跳动的脉搏。这些人家的主要成员本身就是文化载体，一代代承传下来，有些已作为遗传因子成为天赋的优势，只要在哪一代有才气很高的子孙出现，家庭文化的优势就会在他身上突出地表现出来。希腊爱利亚的巴门尼德就出身于显贵富有的家族，他曾为其故乡城邦提供过一部出色的宪法。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个雕塑师。柏拉图双亲的家世，属于雅典最有名望的家族，他父亲的先人可追溯到高德鲁，他的母亲则出自梭伦的一个亲属。亚里斯多德的父亲则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古希腊、罗马的名门望族说是靠奴隶起家，并非夸张之词。

　　在东方世界，游牧民族有时也逞雄一时，但都不长久，战争的发生率比较低，制造奴隶的机会就不多，所以在东方就没发生过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再说东方的小农经济，一家一户一小块土地，容纳一两个长工可以，蓄养几十号奴隶，没有这样的胃口。再说，农业民族非常善良，对待战争中的俘虏并不太残暴，一般是编人军队，解决兵源不充足的困难，很少有当作奴隶贩卖的事。印度的种姓制度，首陀罗是被当作奴隶看待的，这和西方的奴隶又有不同。在东方，没有大规模奴隶劳动，社会生产力一直很低，再加上缺乏海运，社会剩余生产晶很少，就不能供养庞大的劳心者层，许多有才华的人才没法脱离农业劳动。像诸葛亮这样的人还“躬耕南阳”，参加一些农业劳动，还不能跻身到城市的劳心者层，其他就可以想见。也因没有奴隶劳动，城市的物质环境不足以冬人，许多有才华的人动不动就到乡间隐居。陆游、辛弃疾免官之后，不是到城市定居，而回到乡间享受山水之乐，这种现象在欧洲是少见的。

　　(九)马背民族是优生力量

　　人要生存下去还要有一个种的改良的问题。血统相近的人种就比血统相远的人的体质差。人类从最早的猿人发展到后来出现这么多民族就是不断混血的结果。如果在一个封闭体中，无法和血统不相近的人结婚，这必然要出现人种追化。新疆罗布泊湖畔本来生存着大批的新疆虎，后来因人扩大了对土地的占有，老虎退到很狭小的空间，不断出现近亲繁殖，体质越来越差，出现多种疾病，到后来完全绝种。新疆八九十岁的维吾尔族老人都还记得他们的童年常看到或听到老虎跳进羊圈吃羊的事，但是现在在新疆的土地上，连老虎的影子也看不见了。据新疆科学院动物学专家分析，新疆的野马也是这样绝了种的。新疆南疆的维吾尔族人过去因为近亲结婚，出现过许多侏儒和呆痴者。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因为他们在运动中不停地和人混血，这就使各封闭体未能出现种的退化。雅利安人和印度土著混血后出现的印度人具有非常高的智商，在婆罗门和佛教徒的著作中，表现了极高的抽象能力和思辨能力。中国的西北地区因多民族杂处，血统混合的次数多，所以人长得高头大马，身体非常健壮；相反，游牧民族很少进入长江、珠江流域，混血的机会少，人就长得矮小。特别是四川，因为处在严密的封闭体中，西有剑阁，东有三峡，四周尽是天险，人很难进去，基本靠着土著自繁殖，所以人长得更加瘦小。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中心总是在黄河流域。每当南北分裂，担当起重新统一大业的总是黄河流域的政治势力，是黄河流域的力量征服长江流域的势力。这个形势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马首是瞻的西北方才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南方。在印度也是如此，他的西北面常有游牧民族入侵，因为混血多的缘故，总是印度河流域的势力优越于恒河流域，印度的强大王朝如孔雀王朝都建立在西北地区。雅利安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和华夏土著混血后产生的中华民族在古代表现了极高的创造力。在欧洲，从公元前2000年雅利安游牧民族入侵后，直到十三世纪，游牧民族和当地的居民的混血几乎没有断过。游牧民族身体健壮、心理禀赋健康、精神饱满，和游牧：民族的混血，自会提高人的智力与体力。希特勒的人种论是要批判的，但是优生学却是一门科学。不仅对人，这在动物身上也已经得到证实。人们现在还利用这门科学来发展家禽，饲养牲畜。人是无法选种的，只能是自然结合。有游牧民族这股力量，就使欧亚大陆的人种没有退化。

　　(十)倾慕自由的心态

　　人类能够从猿人进化到现代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靠生命的自由创造，有了自由，才会向各种可能性进行探索。虽然这种探索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人为了生存，为了保持种的延续，又不能不作这种探索。没有这种探索，人类在物竞天择中就会被淘汰。自由是有生物以后生命就拥有的一种生存状态。但从生存环境来说，越是在遥远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的限制越多。有这种限制就容易发展成对人的生命的毁灭力量。这又构成了人的不自由。生命必须用自由的试探力图扩大对自然的控制，减少自然的限制来改变生存的不自由；可是当人每取得驾驭自然的一点自由时，在社会上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份不自由。因为提高人对自然的驾驭能力，不是个体的人能完成的，必须靠社会的力量，必须提高社会组织化的程度，这样人在社会中又增加了不自由。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人在争取自由，当自由到手时，又会同时产生新的不自由。人类永远都无法摆脱这个怪圈。

　　农业民族因为土地已为他拧紧了螺丝钉，活动范围又受到限制，一家一户一个小天地，这就有了不自由。人与人是彼此分离的，他很难感受到社会群体的力量，而对苍茫狰狞的自然，自觉力量单薄，因此生存的恐惧时时威胁着他们。而且他们赖以生活的那一小片土地老处在风雨飘摇的不稳定态，不能确保自己的幸福。他并不期望有多少自由归他支配。他宁愿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掌管，诸如僧侣、神、官吏、君王…他甘愿受人颐指气使，自我的单薄力量，使他无法自信有掌握自己吉凶祸福的能力。命运交给别人掌管，他反而会感到心理平衡。农民最易迷信他人，就是不相信自己，而迷信就意味着不自由。

　　从农业生产本身来说，农业离不了水，而水是靠灌溉系统来保证的，这个系统若没有人来管理，水就不会有合理分配。再说，农业需要极稳定的环境，任何干扰都会使庄稼歉收甚至颗粒不收，这更需要社会力量管理。于是，他们几乎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层层官吏直到皇帝的统治。他们并不感到有什么强迫的意味。一旦这些统治者消失，农民反而会惶惶不可终日。用现代的眼光看，农民身上的这种表现可以称之为奴性，这是带着很大的贬意的，但这是生产样式也就是占有样式决定的。正是农民身上这种要：求管理、要求统治的愿望为东方专制主义打下了浓厚的基础。牧业民族非常分散，一顶帐篷就是一个独立单位，生产的社会性很低，没有社会组织的调控，也能把生产维持下去。就像现在新疆的游牧民族：，夏天进了天山区深处松林，几乎与世隔绝，只有茶叶、盐巴和少量的粮食要靠山外供给，他们对社会几乎无所求。因此，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就享有极大的自由，既然是社会，就会有组织，有人统管，牧民也需要领袖，这种领袖的主要作用是：对内领导各种祭祀活动，祈求上苍和神祗保佑人畜平安；一是在战争中作统帅，因战争必须在统一意志的指挥下，才能取得胜利。牧民的领袖就不会是牧民的精神束缚。牧民也相信巫，也崇信原始宗教，还特别讲究占卜，直到今天，新疆内蒙古那些上了岁数的人行动就要占个，以问吉凶。这些迷信活动自然要给牧民的自由罩上一重阴影，但牧民毕竟是流动的，在运动中，宗教就不会太堵塞人的想象力。也并不妨碍牧民信任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也并不限制牧民多大的自由。农业社会的专制统治，不是仅有一个皇帝，皇帝还须依赖底座庞大宝塔式的行政官僚系统。这系统上的每一个层面的首脑都是一霸天。这个首脑对上是地道的奴才，对下则是霸主。从皇帝的专制到下层的专制，重叠如口力量全压在农民身上，简直像泰山压顶，农民真是不堪重负，自由就被剥夺得所剩无几。所谓专制就是对自由的侵害，农民的自由被侵犯了，从现在的眼光看，是农民的悲哀，但对生性不太爱好自由的农民，他尝不出失去自由的苦味。牧民是酷爱自由的，牧民的首领对牧民的管理不是靠国家机器，而是靠习惯法，这在日耳曼民族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牧民的言行还是很自由。牧业社会也有伦理道德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多年来，是靠神职人员、长老的口头说教，对人的心理影响就很淡泊，不像中国是动用社会机制全方位向社会成员灌输，而且还有专门家著书立说，这些学说一经统治集团首肯，它就成了人的行为规范，人必须以圣人之言为依据。人的心灵一旦被这种学术体系所俘虏，人们就会自觉地剥夺自己的自由。牧民当然不会有这种自觉。牧民因没有这种理论体系的陶冶，所以生命就不会变形，能保持人的本真。所谓本真并非维护人的原始野性，如果说那样做了，就等于否定了文明对人类本性的净化。这里所说的本真是人类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形成的能维持人生存的美好的心理禀赋，如坦诚、热情、爽朗、慷慨好客等等。人性中这些美好的东西一旦被改造掉，那就失去了人的本真，人就变成言不由衷、言行不实的假人。假人本身就是失去自由的产物。这种人对历史不会产生积极作用的。中国人身上的道学气，就是失去了人的本真的表现，也是失去做人自由的表现。牧民保留了人的本真，喜怒哀乐、爱恨憎恶都可按心理真实表现出来，不必造作，不必粉饰，流露真情，吐诉真言是人最基本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保持社会和谐是至关重要的，也是维持社会人际关系、净化社会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社会，如果假人假话假事太多，美好的东西必然被唾弃，会出现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恶劣景况。假一旦成为社会的心理趋向，那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什么邪恶的东西都会释放出来。有人把自由看作危险物，其实自由是一种极有感召力、感染力的道德力量。它释放出的人的本真是社会粘度最强的粘合剂。由本真露出伪真情像观音菩萨宝瓶内的圣水，可以消解许许多多社会纷争。牧业社会由于保持着人的本真，因而也储蓄着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在本部落内无偷盗、无抢劫、无奸淫……牧歌式的社会风尚总使人眷恋向往。且不说古代，就是现在牧民也保持着这种社会风尚。在新疆牧区，不论是哈萨克、蒙古还是柯尔克孜族，那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笔者一次在哈萨克牧区把一件衣服遗落在一个山坡上，半月之后，衣服仍在原地未动。在新疆塔什库尔干高原，有个塔吉克自治县，四十多年，监狱是空的，县法院无事可干；

　　心灵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高层次的。它是思绪飞扬想象力驰骋的必要条件。一切创造都源于这种自由的内心世界。在这个世界自由就是无边界、无禁区、无栅栏、无陈规、无假象、无堵死探索真理之路的经典的位置。保持这样一个世界是极不容易的。自从财富权力成为人的追求对象后，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就丧失了。属于上层的人也就是攫取了财富和权力的人就要支配人、管理人、操纵人。而心理操纵是至为重要的。于是宗教的僧侣用教义，统治者运用他选中的意识形态，学校通过教育，社会通过舆论工具来向社会成员灌输。因为这种灌输都是按照统治者的愿望、意志与目的，一旦这种灌输起了作用，在精神世界留下积淀，它就使人的心理活动产生一种符合他们愿望的定向性。这种定向性就失去了自由。当这种定向性占了统治优势的时候，人就丧失了他的自由品格。他就没有自己的头脑，而以别人的头脑为头脑。他的语言是别人的，意志是别人的，他的行为是别人为他设计的，成了一颗任人拨弄的算盘珠，他还奢谈什么创造。有许多人勤奋一世，直到两鬓斑白，都是在钻研如何按别人的思路写文章著书，有的直到闭跟瞑目，都没觉悟到他们的可怜处境，甚至还沽沾自喜。他们一生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人生该是多么黯淡!牧业民族虽然心中已筑起—道樊篱，也有了一些禁区，丧失掉了一些原始的自由领地，但面积还不大，为害还不那么严重。他们信奉巫术和原始宗教，但那只是一种仪式，没有系统的教义，那些东西也许能向人的自由内心世界施放些烟雾，却板结不了堤坝，挡不住思绪的潮水。没有用文字符号表达的意识自由度。当然，牧业民族对自由并没有明确的理性表述。他只是一种爱好、一种心理定向性，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精神状态。他们心中装着一个使他们倾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而是充满自由，他们闯人农区，过一段时间，农区的人就会感受到牧民心中的这个世界，有了这个参照，他们会发现他们失去了太多的东西。自由的磁力会吸引他们，他们久被规章制度、伦理道德的捆仙绳捆得死死的思绪又能自由翱翔。牧民对农业民族在这方面的感染是无形的，是潜移默化的，但是从许多历史现象中能反映出来。当自由在农业民族的心坎上渐渐消失的时候；由于牧业民族闯进来，他们又嗅到自由的芬芳，心中有自由的冲动，也就有了创造的冲动。

　　史学家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欧洲靠游牧民族得天独厚地保留了一个倾慕自由的心态。这是一笔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这个心态开始由雅利安人带到了希腊、罗马，后来当罗马的农业文化快要把人的这种心态文化腐蚀殆尽时，日耳曼人又冲了进来，使这种心态又在整个欧洲大大强化开来。再往后，北欧游牧民族人侵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