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第三章（一）

《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

第三章

　　草原文化的特征

　　一、草原文化的具体特征

　　(一)原始初民的两种精神元素

　　当生命还处在非常低级状态时，就表现出占有的特点，占有是生命最本质的特征。因为占有，生存才能维持其存在；种的绵延也才能成为可能。占有是求生存的前提。占有空间、占有时间、占有生活资料，生命才能维持下去。生命的第一个占有动作就表明大自然成了被剥夺的对象。原始生命的力量是微弱的，占有也是相当微小的。生物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占有的扩大。这就需要提高占有的本领。对原始生命来说，提高占有本领的唯一途径是改善肉体器官。这种改善谈何容易！别说增加一个新器官，就是改善已有器官的某一部位都要费时几万、几十万年，至于要增加一个新的器官，那更是旷日持久的事。这种改善是种群的每个个体成员在自己的环境中共同摸索的。这种摸索要接受严峻的自然选择，能够扩大占有并且又能为环境所包容的器官改善的概率是极小的。多少生物都在谋求改善过程中被自然选择所抛弃，以致失去生命。这种牺牲是巨大的，那真是尸积如山。一旦器官改善在个体身上成功，或者通过模仿，或者通过遗传，使个体的成就变为种群的成就，这个扩散过程也是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的。只要是生物，尽管每个个体都具有类的共同特征，但是只要仔细观察，又都能在个体身上找到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这就证明个体无时无刻不在为这种改善而努力。从最初类似胶质的生命在海洋里开始，到如今能有如此众多的生物种属，都是改善器官的结果。纵观生命的本质特征，占有是生物自我创造的根本动力。

　　每当器官的部分改善获得成就，提高了生命的占有能力，这一部分器官就会定型下来，然后再作改善或增添新器官的尝试。几万几十万年的时间，生命全部集中在一点上，日积月累，就使一些器官的功能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甚至神秘的地步。象的鼻子，长颈鹿的颈，豹的尾巴都是实例。至于一些生物的特异功能简直巧夺天工，像蜂的营巢，蚕的吐丝就是。人的偶然性在于独特的发展了思维器官，使人产生了意识。它在满足人的占有欲方面有着巨大的威力，因此人就停止了对其它器官的探求。

　　人类原先也和其它动物一样，他们的行为都只受本能的感应支配，谈不上什么选择。因为意识还没能力参与，行为自然没有目的性，常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徒劳无用的行为、错误的行为频频发生。无用行为带来的只是精力的浪费；而错误的行为还会给人的生存带来不利，甚至是灭顶之灾。因为没有明显的意识活动，人不能回顾反思，无法接受教训，以致一错再错，造成无数的牺牲。当然在有意识活动前，人类也有它纠错的办法，那就是肉体接受的惩罚，惩罚的次数多了，也能形成本能反应。譬如孩子几次被火灼烫后，再也不敢去接触火。但本能反应不能类推，把火换成另外一个危险的东西，他又会去摸，又得重新从惩罚中构成本能反应。自从意识具有指导人的行为的权威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意识是为人的生存占有服务的，占有是生命的本质。意识一开始活动，就把兴趣放在指导人的行为去对外部世界实行占有。起初的占有是纯粹的占有，直接把外物拿来为我所有。当意识活动渐渐成熟时，智慧物化出来，使自然物质变形变质成为新的器物，然后再占有。这种占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塑造。以人的行为作中介，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总是处在双向塑造的状态。人对外部世界的塑造多少都能改变外部世界的自然本相，增加人工的痕迹；而外部世界对内心世界的塑造，并不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这和人的生存处境大有关系。原始初民处在极为艰难、极为严酷的生存状态中，他对外部世界的任何灾异和突发事件，只有全力抗争，殊死拼搏，别无选择。譬如当大风袭来时，原始初民没有多少食物储备，顶风冒雪，他也得去寻找猎物，他们不能抄着手坐等暴风雪过去；当猛兽来侵袭时，逃跑是没有出路的，只有联合起来和野兽对阵。凡有这些事发生，原始初民都得昂首挺胸，向前冲刺。这成了他们在遇到这类情况时的行为选择常数。久而久之，就积淀为一种心理禀赋，或者叫做精神元素：勇敢无畏。

　　原始初民经常受生产力低下造成的物资匮乏的困扰，他们一刻也不能满足于祖先的经验。满足就是停顿，不作新的追求，这样生存的困境永远也摆不脱。于是人们自然要创新，旧石器、新石器、陶器、青铜器……一级一级向前跃进，只要浏览历史就会发现一个醒目的物质文明进步阶梯。虽然原始初民费时很长，但创新的活动永远也没停止过。创新还意味着扩大生存空间。地球表面的生物环境是千奇百怪的，原始初民不停地扩大，不停地力求适应，因此创造出了人类在各种气候、多种经纬度、多种地形地貌下生存的经验。而在这个过程中，原始初民培育出美好的精神元素：创新进取。

　　原始初民生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衣、食、住、行都非常艰难，大自然的风、霜、雨、雪，他们几乎无法躲避。不管是居住洞穴的，还是用土夯、石砌、木搭的房屋都非常简陋，夏日为炎阳所炙，冬季为严寒折磨。大旱之日，河枯湖涸，找不到水源；洪水泛滥又或葬身鱼腹或被水所困，饥寒而死。天上有凶禽，地下有猛兽，若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观察，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但是原始初民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他们不悲观、不丧气、不消沉，一旦有这些心理因素来干扰，人就会自我解体，松懈战斗力，最终丧失人的存在。原始初民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和困难拼搏。他们一方面从改造自然出发去适应外部的艰难环境，另一方面从加大自己的主观力量着手去改造外部的环境。正是在这种生活中，原始初民养成了一种心理禀赋，或者说培育起一种精神元素：昂首挺胸，知难而上。

　　人的社会性使人类在和自然的斗争中发挥了群体效应。人的群体因为它的组织性、有序性、互助性，所以它的整体功能远远大于个体之和。这是其它动物无法达到的，这也是人能役使万物的一个条件。其它动物常常是一哄而来，又一哄而散。尽管原始初民靠群体功能保护自己的存在，但群体的功能完全建筑在个人的能量上。这是一种充分发挥个体作用的群体，这个群体一点也不敢压制个体的作用，这个群体是用多种殊荣来激励个体中的佼佼者。个体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遇事总是求诸己，从自身找办法，而不去依赖群体。因为生产没有多大的剩余，依赖群体不依赖个人奋斗，生命就不能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就养成一种心理禀赋，或者说培育起一种精神元素：依靠自己，不依赖他人。

　　为了满足生命的占有欲，就不能不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寻找新的生存资料(吃、穿、住各方面)，争取新的占有就不能不冒险。占有的具体内容的增加，意味着新的冒险成功。人和动物一样，越在远古冒险成功的概率越小，多数都以失败告终。失败了仍然不停止冒险，这是不能以生命的盲目性来贬低其意义的。物种在激烈竞争中，不能扩大占有就意味着被别的物种占有，那就意味着在竞争中被淘汰，直至灭种。这个威胁像幽灵一样时刻鞭策着每个生命，逼着他们不得不去冒险，即使失败、死亡都在所不惜，因为这可换来教训。中国有句成语：“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就是冒险的经典。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原始初民养成了一种心理禀赋，或者说培育出了一种精神元素：喜爱冒险。

　　原始初民在和外部世界的双向改造中，发育出来的美好的心理禀赋或者说美好的精神因素还不止这些，还可举出许多，这些就构成了人的内心世界的活性精神元素。正是这些活性精神元素指导着人们一步一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人的主观世界。历史所以进步，就是靠人的活性精神元素在发挥作用。今天的世界上哪儿现出生机勃勃，就因哪儿人的活性精神元素得到了张扬。他是矛盾的统一物，人身上不仅有活性精神元素，也有惰性精神元素。譬如慵惰、退却、屈服、知足、苟安……原始初民的精神素质含有多种因素。如果把它们单独分离出来作对照，会发现许多因素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有时似乎是水火不相容的。譬如，创新性和守成性，进攻性和退却性，好胜性与忍让性，等等，还可以举出许多对对立的因素来。当孤立地看任何一对矛盾时，仿佛它们不能共存，而当它们处在原始初民精神素质统一体时，它们却可以互补互助。因为人的生存环境是多变的，正是为了对付不同的情况，原始初民的精神素质才炼就了多种因素。譬如有时为了进攻就需要退却；为了准备更有效地打击就有必要忍让。这些矛盾看来似乎是对立的，其实它们是有机联系着的，只有灵活处理运用这些因素，才能保证生命不至于遇到致命的灾难，这是原始初民在几百万年用血换来的生存经验。但是能推动历史进步的主要是活性精神元素，直到今天，活性精神元素还是人类开创新世界的宝贵精神动力。

　　惰性精神元素是辅助性的，它不能居于主导地位。今天的世界上，哪里生机勃勃，哪里人的活性精神元素准得到张扬。观察文化形态的优劣，就看两种精神元素居于何种地位。原始初民锤炼成的精神元素部分进入人的显意识层，部分沉积在人的潜意识层，进而形成人的遗传。这种潜意识只有遇到相同生存环境时，它才能冒出来，晋升为显意识。当然靠后天文化开拓也能使久久蛰伏在潜意识层的一些东西睁开眼睛。潜意识和显意识并非完全隔绝彼此没有联系的东西，实际上显意识层的每个意念都能在潜意识层找到根由。而潜意识并非蜷伏不动，正如佛罗伊德分析的那样，它时刻在蠢蠢蠕动。无奈门槛被把住，它钻不进来，人的文明程度越高，这种把关越严格。但把关稍有疏忽，它就会钻进显意识领域大闹天宫。

　　人类在没有自觉的意识前，一切都顺其自然；然而当人类能把意识当作认识对象后，就能对显意识的层面进行真善美的定性。对该肯定的意念总要为它创造表现的空间，提高表现的频率；对该否定的意念总要缩小它施展的空间，压缩它露头的次数。每一种能频繁出现的心理活动在潜意识层都有它的母体。那些受倡导的意念会和潜意识中的母体保持良好的关系；而那些受压抑的意念也会影响它在潜意识的母体。子体在显意识层受压，意味着母体渗入显意识的难度加大，窜入显意识层面的机遇减少。如果长期受压，潜意识就会以畸形或变态再往显意识层争取出头露面的机会，还不行，还要受压，就会使人性变态。

　　人类千百万年中积淀起来的心理禀赋作为母体都储藏在潜意识层，作为人的心理禀赋都是为实现生命的占有而服务。

　　(二)游牧民族继承了原始初民活性精神元素：

　　一提到文化，人们想到的就是属于物化、可感可觉的部分，也就是显性文化；而对发生在人的心理空间的各种变化，也就是隐性文化常常忽略，不予注意。人们常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但真正接触到实际生活，人们感兴趣的是被改造过的客观世界，却无意去关注被改造了的主观世界。人们对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出土文物都看作价值连城的瑰宝，哪怕是一块碎陶片都有人呕心沥血地研究，而对原始初民在数十万年中对人心理世界的塑造却鲜有人倾注探索的心血。人的心理世界原来也是一片蛮荒；或者说是一片空白，今天被人们称之为“勇敢”、“进取”；“冒险”等心理现象都是原始初民在时间长河中塑造出来的。活性精神元素是如此，惰性精神元素也如此。正是这些精神元素改善了人的质，提高了人的生存斗争本领，拉开了人和动物的距离。今天，不管人的心理繁复到怎样的程度，它的基础是原始初民建造的。切不可抹杀原始初民在创造这个隐性文化上所建立的功绩。这个功绩就表现在今天人类身上。而在游牧民族身上表现得特别鲜明。这种隐性文化可以说是草原文化的内核。

　　原始初民的精神因素都是统一的。自从发生了牧业与农业的分工后，对原始初民身上的活性精神因素和惰性精神因素的继承选择上就有了各自的侧重点。牧业民族的草原文化主要不表现为物质、典章、制度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而是表现在他们的精神气质方面，也就是在他们的生活、行为、思想方式方面。正因为如此，也就受到史学家们的轻视。似乎草原民族除了歌舞和一些说唱诗史之外，其它几乎是一片空白。草原民族从物质的丰富和各种符号积累的深厚方面虽远不如农业社会，但丝毫也不能低估表现在他们身上的精神和气质。他们的精神和气质包容着人类远古以来就有的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就是原始初民身上的活性元素。经过了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锤炼，虽然也包含了许多落后的东西，他的内核却是光闪闪的。这个内核所包含的是人类在和万物竞争中得以取胜的全部精神因素。游牧民族因为生活环境和原始初民没有多大质的不同，所以他的精神素质也最接近原始初民。虽然游牧民族把一部分动物加以驯化，听任人剪毛、取皮、挤奶、宰杀、吃肉，占有方式比原始初民有了更大的主动性，但是，驯化的畜群仍处在不稳定状态中，多发性的自然灾害、瘟疫、猛兽，随时会使整群的牲畜丧生。就以狼来说，人和狼斗争了几千年，被捕杀的狼不计其数，狼的生存领地已大大缩小。就这样，在中国的牧区，一只狼跳进羊群一口气咬死十几只羊是常见的事，在古代，更有豺虎狮豹熊。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旷野、草原、山坳中，各种自然灾害如大雨、大雪、坚冰、山洪、飓风经常光顾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经常面临严峻的挑战。他们的劳动充满了战斗气氛，劳动带着很浓的战斗色彩。部落之间又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劫掠烧杀就是这种冲突的内容。这种生存环境决定了游牧民族必须高扬原始初民精神因素中的活性因素，如冒险、进取、奋争、对抗、勇敢、无畏、进击、劫掠等等，不如此，游牧民族在世界上就不可能占有什么东西，等待他们的就会是死亡。和农业民族相比，牧业民族控制自然的能力还比较低，对生命的活力一点也不敢损伤。损伤了，在和自然的搏斗中，就会成为失败者。各类符号的积累和各种典章制度的建立对他们的生存并不是太紧迫的；理论形态的知识和过于复杂韵技术都不是太重要的。他们不像农民可以有短暂的和平生涯，特别是在秋收之后，农民可以放心地休养生息，只要没有苛政相逼，农民可似有一个平静的冬天。牧民就不然，一年三百六十日，牧民无时无刻不处在戒备状态。因为自然灾害和野兽的侵袭都是突发性的，这种侵袭常常是致命的，一次丧失警惕，生存马上就会受到威胁。直到今天，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还无法摆脱这种威胁。几只狼冲进羊群，就会咬死一大片羊；一场大风雪，会埋葬整个羊群；早上还是富裕户，下午就会变成穷光蛋；早上还生活在无忧无虑之中，下午就有可能陷入困境。这种生活的不稳定状态在农民身上相对说来比较轻些。牧民的生存境遇与原始初民相比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就是保存原始初民精神气质中的活性因素的客观环境。

　　一点也不能低估原始初民精神气质的价值。从旧石器时代到有史时代，数百万年，人类得以生存下来，靠的就是这种活性元素。这种气质的特点是最大限度的发挥、发展人的肉体生命的属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感性器官的功能。正是依赖活性元素，在几百万年的开发过程中，人的肉体生命才有了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它可以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属性，光是它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就使现代人赞叹不已。譬如生活在北美洲北极圈附近的爱斯基摩人，当初走到那个冰天雪地中时，遇到了怎样的困难！这种困难在现代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爱斯基摩人凭着肉体生命的力量终于创造出在北极圈内生活的生存方式。赤道气候是炎热的，但是，在刚果盆地，在亚马逊河流域，在印度尼西亚，人们还是开辟出自己的家园。沙漠是荒芜的，但在撒哈拉大沙漠上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照样在那儿种植。这都表明人的肉体生命具有极大的适应性。绝大部分动物只能在地球的部分地区生存，而人可以在地球的许许多多地方生存。当然，适应性只是人的肉体生命属性的一种。人还有其他的属性，譬如人的肉体生命对艰难困苦的承受力，这表现在原始初民的身上，真是撼天地动鬼神。

　　今天，现代人用审美的眼光看，一点一滴都是诗。原始初民的具体遭遇已无法再现，但是，从今天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的生活中还能略见一斑。每当春秋两季转场时，一旦遇上大风雪，牛羊失散，马背上的妇女抱着小小婴儿，老人带着宿疾，帐篷撑不起来，食宿无着处，空中风雪紧密，咫尺不见人。这样的天气有时一连两三日不停，这个时候人遭遇的困难简直像泰山压顶，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雄狮般的勇猛，那是无法对付大自然的侵扰的。但是，牧民就凭着从原始初民身上继承下来的那种精神和气质，肉体生命辐射出强大的威力，顶风冒雪把散失的牛羊找回来，把没膝的积雪铲去，把帐篷搭起来，火生起来。这时候你就会感到牧民像一座山，一座座巍峨的山。从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肉体生命的刚性、韧性和弹性简直是无比的壮美。这是在人身上最富有诗的意味的气概，要是失去了肉体生命的这一部分，人的伟大就耍打折扣。

　　游牧民族的眼前总闪现着凶恶的敌人的影子。这个影子是模糊的，可能是自然的缩影，也可能是哪个部落的化身。有这个影子在，他们的生存警觉就松弛不下来，因为这个影子随时会张牙舞爪来攫取他的生命。这种警觉是一切动物都具有的，到今天，无论是飞禽还是走兽，都保持着这种警觉。虎、狼和飞鸟，当它们静卧在地上或落在枝头时，总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有些动物还有专门搜索敌情的器官。这都是生命处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下必有的防范准备。原始初民没有安全感，所以始终保持着动物的警觉。游牧民族也没太强的安全感，所以这种警觉还是很强的。新疆的汉族人常说游牧民族的疑心病太重。生命的警觉就是对音响、动作、异物(尤其人类)、天敌的高度疑惧，总是怀疑会对他的生命产生不利。疑心就是一种假定，有了这种假定，他会采取对策，或者飞走，或者逃跑，像变色龙马上变色，有的马上装死，刺猬则马上把刺扎起来。人的防御手段很多，主动进击就是一种。

　　原始初民身上的活性元素进入农业社会就会渐渐消耗。这和农业社会的生存环境有密切关系。农民比牧民的优越处在于可以利用植物的生长规律生产出粮食。尽管农业生产力的水平还很低，但被大自然摆布的程度已比牧民大大减轻。农业民族的生存环境，没有牧业民族那样凶险。他的劳动对象是温顺的植物。除了野猪有时会糟踏植物，猛兽都是食肉的，它们不会来侵害植物。侍弄植物，只要辛勤劳作就行，即使特大的自然灾害，人也无需浴血奋战，基本上是一种和平劳动。农民不管住的是什么房屋，石屋也好，木屋也好，哪怕是窑洞和茅屋，如果再有一围墙垣，生存总有一种安全感。生命的警觉自然就要淡薄得多。这就引导他们对精神元素的选择上侧重于惰性元素。如守成、知足、守恒、妥协、退却、忍让。不仅如此，在农业社会，农民当然还是不能免除自然灾害的侵袭，但灾害的类别却比牧业要少得多。譬如：冬天的大雪对牧民是灾难，却可以保证农民来年丰收；夏日的炎阳可以使牲畜减膘，却是农作物成熟的必要条件；春日的绵绵细雨对接羔时期的牧民来说是致命性的，但对农民来说却可以使土地保墒。总之，对牧民来说都是自然灾害，对农民已构不成威胁。特别要提到的是，农业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比牧业社会高得多，宝塔形的多层社会网络已经能在最大范围内把众多的人调动起来，用社会的力量去对付自然灾害。譬如抗洪抗旱都可以使用群体力量，这样就大大减轻灾害的程度。牧业社会是十分松散的，基本上是个体作业，平时又不像农村有许多群居的村庄，帐篷几乎都是分散在旷野上。像新疆蒙古族最小的社会组织苏木，哈萨克族的最小社会组织阿吾勒，即使在冬夏牧场群居时，顶多也就是十来顶帐篷。而且自然灾害袭来时，各家都在同一个时间受害，谁也顾不上谁，只能单独作战。只在战争时期才能看见群体力量。缺乏社会力量，只有发扬个体精神。而农业社会因为有群体力量可以依仗，个体的力量显得就不那么重要。原始初民的精神气质主要是个体的而非群体的。个体的作用削弱，活性元素的驰骋领地也就缩小。农业社会为了使它的低下的生产力保持运转，必须强调群体的作用。

　　农业社会已经有专门家从意识形态方面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灌输，用伦理道德的力量来把个体向群体消化。在道学先生的眼里，原始初民精神气质已经属于野蛮，是对强化群体最不利的心理因素，必须口诛笔伐。

　　游牧民族的活性精神元素还表现在许多具体方面。个人的生命历程是一个绵绵不绝的行为选择系列。在这整个过程中都能看到牧业民族的活性心理元素在行为选择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他们的草场被占，本部落的人遭到外部落的伤害，他们毫不迟疑地选择血亲报复，哪怕敌众我寡的悬殊形势十分严峻时，他们也要冒险犯难；当他们遭到外部落的侵略，他们总是选择奋力厮杀，浴血抗争；一旦发现生存条件过于艰难，不论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朔风凛冽的隆冬，他们总是选择迁移出走；当他们发现人格受了侮辱，他们马上选择维护尊严的手段，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对异质文化中于已有利有实用的东西，他们总是采取拿来主义。像古代西域的各游牧民族，他们不仅吸收汉文化，而且吸收希腊罗马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至于入侵中原的游牧民族在吸收汉文化方面都是非常快的，也正因游牧民族少有排外性、保守性，当游牧民族自身的文化积累还不深厚的时候，易于吸收别人的东西，所以就容易被农业文化同化；因为他们处在动势中，生存环境不断变换，他们的思维老处在活跃状态，对什么事都有新鲜感。他们在遇到挫折时，不哭泣、不忧伤，他们以刚强的意志力图东山再起。成吉思汗心爱的孙子在伊朗战死时，根据成吉思汗法典“扎撒里”的规定，人都不许哭泣，只是用最大的仇恨扑向敌人，对敌人进行无情地屠杀。他们讲信义，保护弱者，保持着人类的纯真。

　　游牧民族在同部落的人与人之间，因为不太有利害冲突，人的原始纯朴与真诚就没有被私心所污染。因此，他们坦率、真诚、信守诺言。成吉思汗就是一个好例子：“微弱者只要一次处在他的保护之下，他将永远不可动摇的以信义对待之。汪古部酋长阿拉忽思的斤因为拥护他而背弃了乃蛮人，以至遭到杀害。他重新恢复了死者的家庭，养其儿子，将自己的女儿嫁与这个青年，保证了这个家庭的财产。昔日战争中的失败者回纥人、契丹人，在他的身上找到了最有信义的保护。如同在若干年之后，叙利亚的基督徒与亚美尼亚人没有比他的孙子们更为可靠的保护者一样。在辽东，他的早年的臣仆契丹王子耶律留哥死于花刺子谟的战役，死者的妻子在甘肃战场上找到了成吉思汗，他以仁慈的心接待了这位公主，他对她和耶律留哥的两个儿子满怀喜爱，关怀备至扣……”(法勒尼•格鲁基《草原帝国》)成吉思汗如此，其他游牧民族的首领也同样如此。

　　游牧民族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他常常能听得进反对意见，几乎在所有的草原民族的英雄人物身上都反映出这种品质；农业文化把人的首领都塑造成神，神都是金口玉言，神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此反面意见就是对神的亵渎。牧业民族的首领是英雄而非神，英雄行事就要求真，一切合乎真的意见都能为英雄们所容纳。这个品格在成吉思汗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最后一次战役时，一个蒙古将领向他建议说：新投降的汉人对他们没有什么用处，他们不适合于战争，因此最好把全部汉人杀尽，将近一千万人。这样，农田将可改变成为骑兵的牧场。耶律楚材急趋谏之，告诫成吉思汗不应怀疑耕地与匠民的用处。田赋与商税每年可征收银五十万两、绫缎八万匹。他的意见被采纳了。成吉思汗遂命耶律楚材根据这种基础制定税制。”(同前书)游牧民族是不畏艰险的，在他们眼前没有能吓唬他们驻足不前的困难。大风雪埋葬不了他们，尸骨遍野阻挡不了他们，为了他们的既定目标，九死一生他们也要拚搏一番，游牧民族能不断创造奇迹，就因他们这种内在的禀赋所使。游牧民族都是极重于情感的，他们能歌善舞，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人的情潮非常容易掀起大波。他们不像农业民族那样对外界刺激麻木不仁，神经迟钝得发动不起来。游牧民族的情海，只要外界有强刺激来干扰，马上就能掀起狂涛巨浪，这种情感特征极宜于在军事上征战讨伐。他们在十五世纪以前，几乎是欧亚大陆上的游动的疾云，情绪一爆发，挥戈东征；情绪再爆发，纵马西战。人不需要去做多艰苦的思想工作，只须在情感上煽动就行。游牧民族都是非常尊重个人荣誉的。农业民族的人生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而牧业民族的人生哲学是：“宁死也不能受辱”。这就构成了牧业民族心理上的刚性，当荣誉与生命二者必择其一时，他们宁选荣誉而舍弃生命。

　　原始初民最怕生命处于懈怠状态，它必须经常用一个由头把生命的活性元素全部调动起来，使人处于高度警觉的状态。报复是一个最好的由头。血亲报仇无论在哪个游牧民族都被认为是责无旁贷的神圣行为，不参与这个活动那是极大的耻辱。从今天的文明看，血亲报复是一种野蛮行为，但是这在原始社会，是对群体的一次最好的发动，是最有效的动员，是对生命中活性精神元素最好的激励。生命中因为包含着两类精神元素，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活性精神元素就会活跃起来；而在舒适安乐的环境，惰性精神元素就要冒头。对原始初民来说，他们缺乏理性的自觉，还没有能力完全驾驭生命中两类元素，因此必须靠外力进行调节、调度。血亲复仇就是最好的手段。

　　观察历史不能完全用人道主义的尺度。人道主义对牺牲、流血总是采取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血亲复仇从形式上看确实野蛮，它常引起大面积的骚乱、大规模的杀戮，使许多无辜冤死在刀箭下。但正是这种血亲复仇锤炼了人的活性精神元素，使生命不至于向萎糜不振滑坡。  三大游牧民族在历史上能创造赫赫功勋，血亲复仇是很重要的精神驱动力。这个传统由日耳曼游牧民族带到欧洲，一直延续到十一世纪甚至更久。虽然给欧洲带来了不少纷扰，甚至引发战争，但给欧洲人带来了心理活力，这是功不可没的。

　　在农业社会，因为血亲复仇会引起大规模的格斗，破坏社会静态，一直是受社会舆论谴责的，但这也没有完全绝迹。在旧中国，湖南湘西一带，因血亲复仇引起的不同姓氏之间的大规模械斗还是时有发生。一九四六年，笔者经过湘西时，就亲眼看见一场这种恶斗双方各据一山头，真刀实枪，杀声震天。总的来看，在农业社会因为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再加上有较健全的司法系统，受到伤害可诉诸法庭，未必非要动干戈。但是原始初民的报复性并未从农民身上完全退隐，而是退居到无意识层面。平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他们的欺凌侮辱甚至生命伤害，他们都忍耐住，一旦发作出来，就会表现出极大的野蛮和残暴性。中国的农民平日都温顺敦厚，一旦参加农民起义，烧杀劫掠是非常野蛮的。项羽烧阿房宫，黄巢烧长安城，都毁灭在农民起义中，张献忠到四川，真是杀人如麻。迄今在四川人中，还保留着许多可怕的传说。农民起义中的野蛮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是，责任不在农民身上，滞留在农民无意识层面的原始报复性在长期受管制、受压抑之后，要借历史事件表现出来。《水浒》中李逵身上的这种报复性表现特别强烈，血染浔阳江的一幕简直是血淋淋的，在法场上他不但杀官吏，连围观的群众也杀，他手提板斧，一路杀到江边，连眼睛都杀红了。游牧民族的报复心理非常严重，每当他的亲属或部落的人遭到杀害，每当他们攻城掠池受阻，每当他们的进攻受挫，他们必用百倍的疯狂报复。在中亚两次建立了蒙古帝国的贴木耳在布哈拉有过用人头垒白塔的野蛮记录。满清人关后，有过扬州屠杀十日、江阴屠杀三日的血腥记录。

　　上面举的是民族群体和社会群体，至于个体表现报复性的野蛮事件是的有发生。从此，世界上形成两个系列的文化：一是高扬人的活性精神元素的文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一是以高扬人的惰性精神元素的文化(农业文化)。由草原文化进而发展为商业文化再到工业文化，这形成一道红线。农业文化则表现了另一道红线。说草原文化、商业文化和工业文化高扬了人的活性精神元素，这是指它的主导方面。他们遇到外部世界的强刺激时，那些活性元素马上活动起来，作出相关的反应。说农业文化是在高扬原始初民的惰性元素，也指的是它的主导方面。当他们遇到外部世界的强刺激时，那些惰性元素便马上活动起来，作出相关的反应。两种文化系统对他们倾心的主导面都创造种种优惠条件，以利于它们的发展。譬如给他们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在分配上向在各自追求的主导面上表现突出的人倾斜，引导、诱惑人围着这个轴心转。譬如：在游牧社会，那些能征善战、能劫能掠的人被称为英雄，受到社会的敬重；反之，在农业社会，这些人被称为社会蟊贼，即使受到肯定，也被认为是“匹夫之勇”，那是受到社会歧视的。在牧业社会，那些被称为英雄的人，非常容易受到财物牲口的赏赐；在农业社会，这些人在许多方面几乎被剥夺去权利。但牧业文化和农业文化各有尊崇的侧重点：说牧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各有其选择的侧重点，绝不等于说他们只继承原始初民的一面，而完全不顾及另一面。这是不可能的。作为原始初民积累起来的心理因素不可能根据人的爱好而随意挑选，要这些不要那些。不！牧业民族身上可以找到原始初民的惰性精神元素，譬如：退却、投降、胆怯、知足、忍辱等元素；在农业民族身上，也同样能找到原始初民身上的活性元素，如抗争、拚搏、进取等。但作为能推动历史进步的文化必然是把活性元素当作主导面推崇的。这里说的主导面是指社会群体的心理倾斜，若作为个体，其表现形式还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社会也有英雄，牧业社会也有懦夫。

　　不论是活性元素还是惰性元素都是人类在千百万年中积累的生存经验。作为人类的遗传基因不可能完全磨灭。在社会力量的重压下，它会退缩到无意识层面，像活性元素在农民身上，惰性元素在牧民身上。它只是退却，而不是消失。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它会爆发出来，那就像冲破了堤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个人如此，群体也是如此。

　　游牧民族把原始初民创造的活性精神元素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是对人类的莫大贡献。今天人们都感到西方人和东方人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欧洲人有游牧民族带去的活性精神元素：而在东方农业社会，则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虽然，随着游牧民族对东方农业社会的入侵，也带去这种传统，在一个短暂时期也能激发人生命的活力，但过不久，又被农业文化改造、同化了。在欧洲，由草原文化进而发展为商业文化、工业文化，这三种文化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活性精神元素，社会也由牧业社会发展到商业社会和近代工业社会，推动这些社会进步的就是人的活性精神元素。

　　(三)用奥林匹克精神激励人的活性精神元素

　　还在远古时代，人类就懂得了用体育活动来激励人的活性精神元素。人的活性精神元素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是不容易发育的。只有在生命遇到艰难险阻和生死存亡的时刻，它才有可能展现。因此，艰难险峻的环境是保育活性精神元素的最佳场合。人最怕耽于安乐。在消闲安乐的生存环境中，活性精神元素最容易失去砥砺而出现弱化的趋势。原始初民的生存环境是险恶的，但并不是说没有安闲逍遥的时刻。说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严酷，也只是与农业生存环境对照而言。牧民并非时刻都处在危机四伏中，许多时候他们还是过着和平生活。牧民聚在一起饮酒作乐，这种环境很容易使活性精神元素闭上眼睛。

　　生活向原始初民和游牧民族严肃提出问题：用什么方式能使活性精神元素常处在亢奋状态，随时听候调遣？原始初民就想出用体育活动砥励生命。现在提到体育，人们常常浅层次地理解为比赛，而对它的深层次的本始意义却都忽略了。体育就是制造对立面；设置假想敌，把人推到一个战斗的氛围中去。在这个氛围中，人们只想一点：如何压倒对方，而不被对方压倒。在真实战斗中，人的思维活动也是如此。当人的思维聚焦到这一点上时，他的活性元素就全部调动起来。用体育为人的活性元素开辟练兵场，这是原始人的一大发明。这种思维归结为一点，就是奥林匹克精神。压倒别人不被别人压倒，这里包含着冒险性、进取心、好胜心，反正综合了多种活性元素。这个精神就是人的志气，人类的志气。就是这种志气支撑着人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历史不断进步。奥林匹克精神正是靠体育项目广布于人间的。运动场是真战场又是假战场。选手们方才还坐在一起言谈欢笑，一进入运动场，你死我活决一死战的念头马上坚挺起来。气氛是紧张的激烈的，有时还是危险的。像摔跤、击剑、拳击都带有战斗气味。比赛决出胜负，方才互相视为仇敌的人才又握手言欢，假想敌人又恢复成了朋友。这样，就在和平时期仍然可通过体育项目，产生战斗环境，燃起战斗火焰，使人的精神常备不懈。

　　有人把体育活动纳入娱乐活动，那是违背了体育的原意。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竞争。竞争是生物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手段。物竞天择，说清了生物存在的真理。当原始初民还没完全从自然怀抱中挣脱的时候，人的竞争对象是万物。那时候环境是非常严酷的，或者是人占有别的动物，或者是其他动物占有人，这种占有、被占有的事几乎天天发生，人的严峻生存环境逼迫着人只能发育活性精神元素。人几乎使用自身的全部力量争取在竞争中不被占有。如果某个个体松懈了斗志，对竞争丧失了警觉，它马上会被别人占有。

　　那个时候，即使你调动全部精力去竞争，还未必能逃脱被占有的命运，何况松懈竞争的意志。当人离开了自然的怀抱，自然成了人的掠夺对象。人有了武器，如弓箭之类，对其他禽兽能站在主攻地位，动物对人的威胁变得不那么严重时，人与人的竞争又突出出来。特别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冲突也是非常残酷的，得胜的部落会把被战败的部落血洗干净。部落与部落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抢夺草场和财物。到了游牧社会，部落与部落的竞争从未停止过。竞争的方式都非常野蛮，目的是杀戮对方的人，在杀戮中取胜。竞争的方式越残暴，人对竞争就越不敢麻痹。

　　万物的本领都是在占有与被占有的竞争中锻炼出来的。没有这种竞争环境，万物都会松弛下来。新疆阿尔金山下的一个哈萨克牧民对此有很深的感受。他从草原上抢回来一只被狼咬伤了腿的小黄羊，他放在帐房旁边，精心饲养。一年以后精神得活蹦乱跳。出于爱心，一天，当一群黄羊出现在草滩上时，他把它放出去，让它归群，小黄羊撒着欢跑了。在临放之前，他在小黄羊颈上系了条红布带。一个时辰以后，

　　草滩上的黄羊群涛翻浪涌似地跑起来，不用说是发现有狼袭来。第二天，这位哈萨克骑马去找羊，在路途上看见一只被狼咬死的黄羊残骸。从角上的红布，他认出就是他头一天放出来的。显然，它平日过舒服日子，缺乏锻炼，跑不出速度，作了狼的食物。这位哈萨克常用这个故事教诲青年：你们平常没事要练习摔跤，否则会像这只小羊被强人咬死。体育活动就是使人的神经常处于高度的警觉状态。每个项目都要分胜负，这样就渐渐培育起竞争意识：活着就要超过别人，要制服对手，不能让别人制服。这个意识在人身上起主导作用时，人就会焕发起来，会蓄精养锐，时刻准备竞争。所以一点也不能轻视体育在人类历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是游牧民族把原始初民靠体育活动激发起来的竞争意识得以保存下来。原始朴素的竞争意识经过商业文化、工业文化的提炼，发挥成了当代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什么时候削弱了竞争意识，历史就会放慢前进的脚步。

　　奥林匹克精神现在随着文化含量的增大变得非常文明，而在远古时代的体育活动中却包含着野蛮性。在今天的体育活动中，常看见“友谊赛”的字样。中国文革期间，还有过“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

　　而在古代，原始初民在确立体育项目以自励时，那是一点也没提到什么友谊的。体育项目为的是培养人的仇恨。仇恨是人浴血奋战、冲锋陷阵、马革裹尸的精神动力。没有仇恨，很难鼓起人的勇力。爱、同情、怜悯、慈善这都会淡化人的斗志，削弱人的战斗力。所谓体育项目，必须有对手，如果是纯个人表演，那就是娱乐。恨的浓度越大，生命爆发出的力也越强。体育活动不光是要有竞技对手，还要有把感情投入的观众。有了这一部分人，竞争的战斗气氛才能形成。观众的情绪就是给比赛者鼓动仇恨。当观众用声音和动作把自己的仇恨情绪向竞技者输送，此时此刻竞技者与观众在情感上就浑然成了一体。有观众的情感作导引，仇恨马上会爆发出来。当蒙古人在部落与部落各派出选手进行摔跤时，气氛真激烈。部落民众围成一个大圆圈，中间空出一块大的场地。选手出场时，学着老鹰振翅的姿势，也作些舞蹈动作。开始选手之间都还心平气和，一交手，仇恨马上上升，双方都使出全身力量要把对方翻倒在地。每一个动作中都流溢着那炙人的仇恨。观众受这种气氛的感染，马上也恨火充膺，各为自己的选手呐喊助威，那真是山鸣谷应！起初是跪着喊，然后站着喊。因为是全身心投人，世界都被竞技者的身影遮盖了。他们只看见摔跤的双方，其他什么东西都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到了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观众的情绪最为激烈。他们的眼睛都红得喷火，他们喊的不是“加油！”而是“把他的肠子扯出来！”“把他的心肝掏出来厂”“把他的五脏撕碎……”这些呼喊都非常狠毒。

　　因此经历这样一次比赛，就是对仇恨情感的一次极好的养育。这种仇恨有时候有明确对象，有时只是一种情绪，它在人的躯体中储存着，一旦有具体对象，它就会像火山岩浆一样喷射过去。新疆的蒙古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了近20年，养成了严重的依赖心理，他们有这样一句最为流行的话：“反正共产党不会把我饿死。”什么也不在乎。生活中几乎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当年那种敏锐的竞争意识几乎淡化到对外界刺激缺乏反馈的地步。改革开放以后，被极“左”势力取缔的民族体育活动又恢复了。在巴音布鲁克高山草原又举行了那达慕大会，其中就有摔跤。可是摔的时候，摔跤手的感情不投入，松松垮垮；观看的人也鼓不起情绪，虽然也喊几声助威，也是有气无力。几位蒙古族作家目睹这个景况，惊呼要追寻民族魂。

　　人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有成功也有失败。这两种结果处理得不好，都会给人的生存造成不良影响。胜了容易居功自傲，放松对未来苦斗的追求；败了，从精神上一蹶不振。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的关系，也是人维持生存的必需。奥林匹克精神也包含着这种内容。体育竞赛的优胜者，固然能享受到殊荣，但强中又有强中手，这次获胜，下次未必就能获胜，如果自己还要保持不败记录，那就得加倍努力，力求创新。失败了，因为还会有新的比赛，也不是人生最后的失败，只要发奋图强，下次仍有摘取桂冠的机会。奥林匹克精神正表现了充满活性精神元素的强者的生活轨迹。这是原始初民和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强人生活哲学。社会的活力就是靠这一批强人维系的。历史的进步也是靠这批强人推动的。奥林匹克精神正是培养强人精神的强人哲学。体育项目的胜者只是少数人，但是他们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魂”。这个“魂”是一种精神楷模，它不是用文字而是用具体形象来引导人走强者的生活道路。强人的强不主要表现为争取胜利，迎接胜利，更重要的是要承受失败。在那个时候，人的胜利的机遇是少量的，而失败是大量的，许多人一次失败，精神便垮下来，就成了永远的失败，这种人自然无法成为社会的擎天柱，更无法成为推进历史的动力。体育活动还可以培养人经受失败的能力。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每个项目得冠军的只有一个，得不上名次的总是多数。这次落伍了，可以总结经验教训继续苦练，以利再战。正是这种心理素质才能实现社会大大小小的进步。

　　活性精神元素能转化为力。体育不仅可以激励力，而且可以锻炼力的技巧。所以奥林匹克精神又是高扬人的体力的精神。人的力的自然状态仅是一种能量，要使这种能量能按人的意志达到一定目的，还须有使用力的技巧。技巧越高明，力的功效越大。体育也是为了提高人在竞争中力的技巧。体育赛跑，是原始人追逐猎物和逃避野兽追赶的脚力技能。投石投枪是原始初民攻打猎物的必要动作，这就是后来的掷铁饼、投标枪。跳跃是原始初民求生存的必要技能，这就是后来的跳高。至于马术、剑术、箭术既是攻取猎物的必需，又是战争的必需。实际上，现在的体育项目都能在原始初民的求生方式上找到母体。

　　世界上所有的游牧民族都酷爱体育。世界三大游牧民族今天只有中国新疆的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还保留着传统的生存方式。他们是酷爱体育竞赛的。在他们的生活中处处可以发现那闪闪发光的奥林匹克精神。蒙古人赋闲在帐篷的时候要摔跤；在山坡上放牧的时候要摔  跤；骑骆驼远行，日暮停下来的时候要摔跤，至于赛马那更是他们喜爱的。每年夏天，当山花烂漫，蝶飞蜂舞的时候，在美丽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和美丽的赛里木高山湖畔都要举行盛大的那达慕大会。在这个会上，赛马、赛骆驼是最受人欢迎的项目。平时在娶亲和祭敖包的时候，也少不了有热闹的赛马。哈萨克除了赛马外，还有独具特色的姑娘追和叼羊。青年人经常寻找藉口举行这种活动。常有这样的场面：男男女女数十骑停在一家帐篷前，要求主人参加叼羊。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会齐声朗诵《古兰经》中对主人不利的经文。一般主人都会乐意拿出一只羊支持青年人举行叼羊活动。叼羊有两种方式，一是一人拎着羊先跑，后面的青年骑手纷纷追来，谁能把羊夺到手并从重围中跑走，谁就是获胜者；另一种是几十个人骑在马上互相抢一只羊。一只羊你叼我叼，已经四分五裂，谁也不会带回家，而是煮熟吃一顿手抓肉。姑娘追也极有情趣，男男女女数十人，在规定距离之内骑马，要是女性追上男性，女性对男性就要用鞭子抽。如果这个女性对她追上的男性有爱慕之意，鞭子抽得就要轻一点；如果没有爱慕之意，那就狠狠抽打，连帽子都要打掉。锡伯族则酷爱射箭。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也有许多马术比赛活动。维吾尔族在绿洲定居务农已有上千年历史，但是，直到今天，在南疆的维吾尔农民还保持着赛马的习俗。

　　人类最早的体育活动是角力。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塞》中就有拳击和角力的描写。埃及、印度最早都有游牧民族融人，古时他们也喜爱体育。古印度就有角力的体育项目。古埃及也如此，最古老的角力形象出现在埃及第五王朝依街鲁普塔郝台普基上(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160年，新王国时期拉美西斯三世出现在葬祭殿中的浮雕最引人注目。从这里可看到埃及的高级官吏在外国使节面前进行的击剑和角力的情景。画面上可看出：角力者为男性，角力时裸体，或只系白色腰带，抓把方法多种多样，姿势自由，挑战的叫喊和抓把成功的欢呼伴随着整个比赛。两河流域是闪米特和含米特游牧民族驰骋的地方，古代在这里的奥林匹克精神也是很强的，那儿盛行骑马、击剑、投枪、射箭等体育活动。亚述人的马术是古代有名的，他们能在马奔时自由上下。在波斯，男孩七岁就由国家统一管理训练跑步、骑马、射箭、投石投枪，稍长就要练习马术，要在马奔时自由上下。《圣经•创世纪》中也有摔跤的记载：雅各在河边与神摔跤，直到天明，不分胜负，神见自己胜不过雅各，就将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就这样扭了，以后就变瘸了。神告诉雅各，让他改名为以色列，因为他与神较力，而且得了胜。雅各给摔跤的地方起了个名字叫昆努伊勒，意思说面对面见了上帝。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吃肉时不吃大腿窝的筋，因为上帝摸了这根筋。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犹太民族当他们还是游牧民族时，也是喜欢摔跤的。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爱摔跤。因为这是最简单易行的较量胜负的体育活动，不要大的场地，不要什么用具，徒手就可相搏，再激烈的摔跤也不会构成对人身体的伤害。这成了游牧民族生活的必修课。

　　农业社会要压制活性精神元素，因此原始初民用体育激发人活性元素的传统渐渐受到冷遇，他们甚至用反传统的方法遏止这些活性元素。体育竞赛项目渐渐从人的生活中抹除了。中华民族的原初构成中有游牧民族，所以从那儿传下来的体育项目还延续了很久。到商周之际，农业文化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游牧民族从原始初民那儿继承下来的奥林匹克精神和与此有关的各种遗风已被同化了许多，但是有些体育项目还保留着，角斗就是一例。《述异记》载：“轩辕之初定也，有蚩尤氏兄弟72人……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以角抵人，就是角斗。管仲治齐国时，曾下令把勇力过人者推举出来，“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其中也包括角力的佼佼者。《春秋谷梁传•僖公元年》：“公子季友率师败莒于丽，获莒……公子友谓莒曰：‘吾二人不相悦，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在春秋战国时，流行举重，具体就是举鼎。《史记•秦本记》：“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春秋时的剑术也很盛行。《吴越春秋》《越绝书》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庄子还专门写了篇《说剑》，文中说：“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剑术已上升到理论上来论证了。到了唐朝，因为经过南北朝近三百年西域游牧民族和中原农业民族的大融合，草原文化冲破了农业文化的防线。譬如：西域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音乐舞蹈文化都成为宫廷的主流，体育文化也传了进来。唐代人身上又有了强烈的阳刚之气，像角力又盛行起来。《续文献通考•乐考》：“角力，壮士袒裸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既毕，左右军擂大鼓而引之。”据《续高僧传》记载，隋初，僧人法通曾奉帝命与西域人大壮作相扑赛。这都说明隋唐时代，体育活动相当盛行，尤其是角力，连宫中都经常举行表演。对游牧民族的体育传统，中国农业文化也施展了它的同化力。许多本是为激励活性元素而存在的体育项目竟被改为惰性元素创造适宜环境的娱乐活动。另一部分被同化为养生之术，只是强健身体，像华陀的《五禽戏》，后来还有“八段锦”、《易筋经》都是利用体育活动来养生。体育活动本来带着仇恨，带着敌意，带着不决雌雄不罢休的刚强意志。现在经农业文化改造，把主动出击的活动变为防御性的，把对付他人的变为对己的，把扩充自己  的变为守护自己的，这样，奥林匹克精神就丧失殆尽。这一点不奇怪，每一种文化形态都形成自己独特的框架，属于这种文化形态的每个部分，都要用这个框架作自己的结构；否则，在这个文化形态中就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譬如：农业文化是守成的、持静的、防御的、忍让的、讲仁讲礼的。这和奥林匹克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就是体育文化也必须按这个框架来重新结构自己。把体育作为养生之道，就是脱胎换骨的再造。中国人特别注意养生，而这个养生之法也带着农业文化的痕迹。原始初民和游牧民族是到广阔的大自然和人的纵横联系中，以大无畏的精神实现最大的占有以此来养生。而农业民族则是退守到自己极偏狭的空间，息思静虑，完全与世界断绝联系，把好动的生命置于静态下，使生命不受外界的干扰，创造一个与世事绝缘的真空，使生命安安详详地存在。生命到底是在积极参与世事中能得到发展还是在杜绝参与中得到发展，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观。牧业民族在勇猛的进攻和激烈的鏖战中，生命才表现得酣畅，若果让他孤独地守静，那会对他形成巨大的折磨。而农业民族恰恰把牧业民族的进取视作畏途险境，是对生命的伤害，他们总会退避三舍。他们宁愿在一个小天地中静观自己的生命。正是由于农业民族的这种生命观，才把体育项目的刚性抹除掉了。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农业社会的主流社会层面虽然消失了，但仍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存着，奥林匹克精神就在他们身上保留了自己的阵地。所谓的“草莽英雄”、“绿林豪杰”、“青红帮”都属于这种叛逆。就在他们身上发展一种武术业。武术开创之初，都是进攻与防御并存的，当然主要是为制伏他人保护自己，而要保护自己必须制伏他人。

　　武术分徒手与器械两种。它是把踢打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按照一定规律组成各种攻防格斗功夫和套路。武术中的拳术则是将各种招式形成完整的套路。宋明之际，中国的武术大大发展起来。明代最盛，明代已形成武当少林两派，又称内家与外家，少林武艺那时已名闻天下。曹秉仁《宁波府志》：“少林以搏闻天下”。明王士祯(嵩山游记)：寺僧四百余“各习武，武艺俱绝”，“拳棍搏击如飞”，明代还出了总结武本的书。戚继光的著作中就记载了拳法32式，棍法14式。王介祺有“十三刀法”。从宋代起，就有人开馆招徒习武术。宋代有著名的“甲标社”、“英  略社”、“角抵社”。到了清代，为了防止汉族人造反，严禁设馆招徒，但是密秘设馆的仍然不少。当时，这种习武之风只流行于下层社会，武艺高强的也只是给人作个保镖、马弁之类，不被社会器重。《七侠五义》写的那些侠客，那只是高级巡捕，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那些受迫害的人只有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水浒传》就写的这样一批。所以，尽管中国的武术具有调动人的活性元素的奥林匹克精神，但它得不到主流意识的认同，它是被当作异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就是对待武术，农业文化也施展了他的同化力。武术本和体育项目一样，在练习时心中都有个假想敌，出拳踢腿都聚集着心中的仇恨。这自然不合封建统治者的愿望，于是他们就提倡练内功。太极拳就是一种。清朝政府出于统治的  需要，他引导人去斗鸡、斗羊、斗蛐蛐，最怕人们习武。因为习武能把活性元素刺激起来，会对满洲人的统治形成威胁；但社会上习武之风又无法扑灭，于是他们便按着他们的意志加以改造。在明代煊赫一时表现着人的刚性的少林拳在少林寺都不敢公开标榜。清廷大员麟庆到少林寺，再三请求，才作“校养”表演，麟庆说他们“熊经鸟伸，果然矫健”。那时，公开设馆习开武术的要受到查处，就这样，秘密设馆的还是灭绝不了。奥林匹克精神在重压下，在下层社会还是保存着。

　　古代的体育到了希腊时代，才有了真正的规模，雅利安游牧民族把体育带到了希腊。希腊城邦在竞争中极需鼓励人的活性精神，于是体育受到尊崇。公元前八世纪，希腊就盛行着各类竞赛项目。在雅典，体育项目更多，跑、跳、爬绳、游泳、球类、投标枪、掷铁饼，古希腊常在祭神日举行竞技会。公元前770年举行的奥林匹克竞技大会是人类集中体育项目于一个场地的宏举，为后世的运动会创了先河。在这个会上，主要的项目是角力和赛跑，这正是原始初民与动物交锋时最基本的取胜技能。优胜者要披戴橄榄枝编织的花冠，在故乡要举行游行或宴会，热烈欢迎胜者归来。希腊这时不仅在感性上激励人冒险好胜，而且在理性上也提高了。苏格拉底告诫青年随时准备保卫城邦，这就要增进健康。柏拉图第一次论证了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的关系，并把体育突出出来。他还说：“体育应先于智育”。连苏格拉底当时也积极参加竞技。据一些史学家分析，正是这种竞技，使分散的城邦在精神上团结起来。在斯巴达更有一种特殊的培养冒险尚武的方法，对二十岁的青年讲行军事训练，这也是一种有组织的体育活动。每个男子都要锻炼成为百折不挠的战士。每个女子也要训练成为养育战士的母亲。男孩长到七岁以后，就要到公共的少年团队里去接受体育锻炼，从二十岁起直到二十岁，每个青年都必须在军中受训。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斯巴达的“少女必须练习格斗、赛跑、投铁坯和掷标枪，目的是为了将来受孕后的婴儿可以在强健的母胎里长得结实，发育得良好。而她们自己也会因体格健壮又能经得起分娩的痛苦。”正是这种体育活动始终使希腊人保持了旺盛的冒险意志。波希战争中，大流士在马拉松之役中被战败；薛西斯继海军覆灭后，在普拉提亚之役中被打败，就是因为希腊人保持了由原始初民遗传下来的冒险精神，好胜精神。在希腊这应称为奥林匹克精神，这种精神能在希腊土地上保持下来，有它的特殊原因。在希腊本土，农业生产的比例很大，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农业文化足以同化掉当时已失去强大物质基础的牧业文化。虽然希腊本土上还散布着许多游牧者，周边的游牧民族还不时渗入希腊本土，不断地给漂游在社会中的牧业文化输血。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希腊产生了以商业贸易活动为主的航海者队伍，航海民族又多是由游牧民族转化而来，他们由绿色海洋转移到蓝色海洋，海洋上的惊涛骇浪比草原上的急风骤雨还要险峻，更需要有冒险的精神。正是这种商业队伍的需要，才使原始初民的可贵精神财富奥林匹克精神得以保持它的鲜活状态。

　　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竞争精神，就是全部活性精神因素的总体表演，哪里有体育精神，哪里就有高昂的生命斗志。雅典把游牧民族的原始的体育精神发展为奥林匹克精神，使它变得又完善又丰实。那些在奥林匹克会上得了桂冠的明星，社会上给他的荣誉使他遍体生辉，成为人学习的楷模，使全社会都得到一种进取的健力。四年举行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非常有道理的。在四年这个周期中，原来的明星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退色了，时间的尘土已使他们的形象变得憔悴，不再对人的精神给予激励。于是又得重新提供场地，让新的明星绽放光芒。

　　早期的古罗马中的牧业文化占有很大比重，人民也是极富冒险精神的。那时的体育活动也极受社会重视，儿童少年游戏中就有驯马、狩猎和射箭。长大就学习投枪、扭打、骑马、拳击。罗马人特别喜欢看角斗，全国建立许多竞技场，著名的圆形竞技场占地2.43公顷，能容纳九万观众。人站在看台上观看由奴隶表演的刺激性的乃至流血性的斗剑、拳击、斗牛。参加的斗士必以一方的死亡才结束。罗马人就用欣赏格斗的方法来唤起他们生命的警觉。罗马帝国不断开拓疆土，多少年军事进攻就没停过，他们要提倡保持活性元素的武士精神，自然他们也醉心体育项目。为了培养斗剑士，有专门的训练所，最大的训练所有二万剑斗士。剑斗士都是俘虏或奴隶。

　　到了古罗马的时代，随着农业文化的日趋完善，财富的大量增加，寄食阶层的数量日益庞大，冒险精神首先从统治者身上淡化，社会上充满了安逸享乐的靡靡之风。公元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下令禁止延续了一千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标志着在统治者心目中，激励人的冒险与竞争精神已属多余，可是过不多久，罗马也就灭亡了。

　　罗马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奥林匹克精神的泯灭。因为，灭亡古罗马的正好是马背民族。他们把在罗马农业文化中淡化、弱化下去的冒险意识、竞争意识，又一次振兴起来。纵贯中世纪的骑士七技，曾是激励人的最好的运动项目。骑士本身就是冒险者的综合形象。他必须具备七项技艺：骑马、投矛、刺剑、狩猎、奕棋、吟诗。前五项都是激励人的冒险意志的活性精神元素。骑士成为人的价值标尺，人就不会贪图安逸，作怕风浪的懦夫。尽管西欧的农业文化也日趋缜密繁复，尤其是教诲忍让的基督教在吞食着人的活性精神元素，像中国的儒学一样，让人变形，但日益发达的航海事业和国际贸易业本身就激励着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文化对牧业文化作了最好的补充，它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农业文化和基督教对人的品格的最光辉处的修正。随着商业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从事的人越来越多，商业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商业就靠冒险，商人就是冒险家的代名词。当商业文化在社会上起了重大作用时，牧业民族带来的冒险属性